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共有兵力10万人，在敌人大兵压境、红军以寡敌众的形势下，加以敌人准备充分，又采用新的军事原则，即堡垒政策，使这次反“围剿”成为最残酷的一次斗争。但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不实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轻视敌人，以为自己力量充足，否认了敌强我弱的条件，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部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诱敌深入、后发制人，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把敌人消灭在敌人区域；主张“先发制人”，向敌人进攻；提出“不丧失一寸土地”等口号，实行拼消耗的单纯防御战；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把兵力分成六路去抵抗敌人的进攻，分散兵力去打硬仗。“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开始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首先打黎川以北的硝石，敌人阵地巩固，不得手；又打其东北的资溪桥巩固阵地又不得手。1934年春，当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受挫，遭受很大损失后，又惊慌失措，立即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节节抵御，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截，穷于应付，以致根据地被封锁压缩得越来越小。这时又不敢以红军主力向敌人后方进攻，以调动敌人，打破敌人的堡垒封锁政策。错误的军事路线，不仅使红军苦战一年没有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而且造成了红军的巨大损失。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除西北红军外，其他各地红军亦均先后进行了长征。

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召开中央红军突围北上抗日，举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前，1934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寻淮洲、粟裕等率领第七军团经闽入浙，然后到江西东北部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军第十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先遣队由赣经浙入皖，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寻淮洲英勇牺牲。1935年1月，先遣队在皖南怀玉山被数倍于我军的蒋介石军队包围。在突围中，方志敏被捕。他坚贞不屈，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用自己的心血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作品。这些著作，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传统教材。同年7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先遣队余部由粟裕、刘英等率领，在浙闽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继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后，中共中央又在1934年7月底决定，以湘赣区的红八军和湘鄂赣区的红十六军组成红六军团，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突围西征，作为中央红军西征的先遣队。西征军突破了湘、桂、黔敌军的层层封锁，于10月到达贵州东北部，和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军第二军团会合，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坚持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第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等率领下，自河南罗山地区出发，往豫西、鄂北，到达陕南，创立了鄂豫陕根据地。以上三支红军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第一方面军以至全国红军的大规模的战略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