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老一辈学术名家中，钱穆先生以学问淹博、著述宏富著称。不过，他对古代文学这一块说得不多。《钱宾四先生全集》凡五十四册，谈中国古今文学的文章都收在第四十五册《中国文学论丛》中，占全集的比例甚小。这些文章论题相当分散，一般篇幅也不大，只有《中国文学史概观》一篇，略为完整而系统。因此，如今有叶龙先生将钱穆先生1955至1956年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中国文学史”的课堂笔录整理成书，公之于众，实是一件可以庆幸的事情。钱先生是大学者，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学术的一个以前我们知之不多的方面；而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来说，更能够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

从前老先生上课大多自由无羁。我曾听说蒋天枢先生讲第一段文学史(唐以前)，学期终了，《楚辞》还没有讲完。钱穆先生的文学史分成三十一篇，从文学起源讲到明清章回小说，结构是相当完整的了。不过讲课还是跟著述不一样，各篇之间，简单的可以是寥寥数语，详尽的可以是细细考论，对均衡是不甚讲究的。而作为学生的课堂笔记，误听啊漏记啊也总是难免。要是拿专著的标准来度量，会觉得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

但笔录也自有笔录的好处。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若是作文章，就算写出来也会被删掉。譬如钱先生说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这话简单好懂容易记，却又是特别中肯。盖孔子最要讲的是一个“诚”，连说话太利索他都觉得可疑。“百货公司，货真价实”不好用作学术评价，但学生若是有悟性，从中可以体会出许多东西。而现在我们作为文本来读，会心处，仍可听到声音的亲切。

要说文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我们知道它是起于西洋；而最早的中国文学史，也不是中国人写的。但绝不能够说，中国人的文学史意识是由外人灌输的。事实上，中国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学现象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至少在南朝，如《诗品》讨论五言诗的源流，《文心雕龙》讨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都有很强烈的文学史意识；至若沈约写《宋书·谢国古贤对文学的价值有自己的看法。而在我看来,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既认识到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特质，同时又深刻地关注中国传统上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意识。在众多重大问题上，钱先生都避免用西方传统的尺度来衡量和阐释中国文学现象，而尽可能从文化机制的不同来比较中西文学的差异，使人们对中国文学的特点有更清楚的认识。也许，我们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与钱先生有所不同，但他提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却是有普遍意义的——这还不仅仅由文学而言。

钱先生是一个朴实而清晰的人，他做学问往往能够简单直截地抓住要害，不需要做多少细琐的考论。譬如关于中国古代神话，中日一些学者发表过各种各样的见解。有的说因为中国古人生活环境艰苦，不善于幻想，所以神话不发达；有的说因为中国神话融入了历史传说，所以神话色彩被冲淡了，等等。但这样说其实都忽略了原生态的神话和文学化的神话不是同样的东西。前些年我写《简明中国文学史》，提出要注意两者的区别，认为中国古代神话没有发展为文学,而这是受更大文化条件制约的结果。我自己觉得在这里颇有心得。但这次看钱先生的文学史，发现他早已说得很清楚了：

至于神话、故事则是任何地方都有的产物。中国古代已有，但早前未有形成文学而已。在西方则由神话、故事而有文学。中国之所以当时没有形成文学，是由于文化背景之有所不同所致，吾人不能用批评，只宜从历史、文化中去找答案，才能说明中西为何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