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是社会问题通过媒体直接反映到中央政府机关，也能够进入政策设计过程。这类现象，在互联网时代日益增多。也就是说，过去完全依赖上下信息互动提出政策问题，并启动政策设计过程的体制，正在受到冲政策过程日益变得平面化了。

实际的政策设计过程，往往是以上四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在救灾救济司工作期间，几乎每天都要接到一个或几个国务院乃至党中央领导的批示，这是我所工作过的其他业务司局所不可比拟的。要很好地处理这些批示，司长就要向主管副部长、部长报告，同时，也要和

主管的副司长，特别是业务处长来讨论，最后形成明确的政策意见，有的办理结果还要向国务院做出专题报告。如前文提到的救灾标准提高的案例，就很有代表性。2002 年以前，救灾的标准相当低。当时恢复重建每间农户的房子中央财政补贴的标准是65 元，这个标准，还要由救灾救济司内部来掌握。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逢大灾，地方就要拼命地多报灾害损失的数字，而中央部门则要努力地发现地方的漏洞并指出其谎报数据的行为。这种现象，好像各个朝代都有，人们也都习以为常。国务院的领导多次批示要求解决这样的弊端。2002 年，救灾救济司和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商定，提高救灾标准，每间倒房的中央财政补贴达到300 元。此后，陕西渭河发生洪涝灾害，结果地方反映这样的标准太低，恢复重建还是有问题。

这以后，为了救灾标准的提升，我们就开始邀请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当时，专家学者列举了许多国家的救灾标准，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印度的倒房重建标准的财政补贴折合人民币1800 元。专家的参与使行政机关开阔了眼界，从而也为灾害管理体制健全提供了合理的依据。最终，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倒房的重建标准提升到每间1500 元，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逐步发展，救灾管理的规范化也在发展，倒房数量的上报也得到较为可靠的统计。2008 年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每个困难户的中央财政恢复重建救济标准达到5000 元。

这是各类要素综合作用结果的案例。另一个案例则是学者对行政机关决策的影响。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国际的研究一般还是接轨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灾害管理的研究。比如，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马宗晋院士，早在20 世纪90 年代就主持研究中国自然灾害的战略研究，并设计出了许多系统的应对方案。在推进中国灾害管理体制完善的过程中，他们的结论对行政工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国家减灾中心的建设，就是专家意见转化为行政机关决策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