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发展史的舞台上，陈献章适时登场。

公元一四五四年，二十七岁的陈献章跋山涉水，不辞辛苦来到了江西崇仁，进入吴与弼个人创办的小陂书院，从此全面接受吴师的教导。

关于他在小陂书院的学习生活，《明儒学案》中有则趣闻：“陈白沙自广来学。晨光才辨，先生（吴与弼）手自簸谷。白沙未起，先生大声曰：‘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

也许就是因为这次在小陂书院睡懒觉而被老师批评的特殊经历，陈献章一生之中对书院的兴趣，远不如师弟胡居仁那么强烈。

胡居仁自崇仁小陂书院归家之后，颇为热心书院事业，先后在余干创建礼吾、南谷、碧峰三所书院，直至成化二十年去世。这中间还两度应聘到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而且写下了继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后，对学林影响最大的另一著名学规《续白鹿洞书院学规》。

陈献章恰与之相反，他离开崇仁返乡苦读十年之后，在家乡先后讲学于碧玉楼、江门钓台、嘉会楼、小庐山书屋，但他的讲学场所从来不以书院为名。成化十七年，他还态度颇为坚决地辞却江西提学请他主讲白鹿洞书院的聘职。观其行状，他似乎始终对“书院”抱有成见，很不以为然。

其个中真正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吴与弼的那一次呵责，陈献章后来在与友人的一封书信中透露出了原委：“仆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老师无所不及，学生却不得要领，始终感觉于学无补。

所以，跟随吴与弼学习仅一年之后，陈献章就离开小陂书院，回到故乡江门白沙村。他在小庐山麓之南建起一间书舍，题名“春阳台”。自此，他在“春阳台”中伏案读书，潜心悟道，足不出户。

还是在那封信中，他讲了返乡后自学中的苦恼：“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

问题的根源找出来了，原来是此心与此理没有契合！心与理始终相见而不相爱相契，彼此不能相印，这自然使得书本上的圣贤说教与自我内心所悟不能谐振。最后，他找出了妙诀——静坐：

“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盖以吾所经历，粗有实效者告之，非务为高虚以误人也。”

既然学问所得在静坐，通过独自静坐进而“见吾此心之体”，那么当然对不谙此理的书院是要看不起的了。

也因此，后世学者往往否定陈献章与吴与弼之间的学承关系，认为吴与弼的学说完全秉承的是宋人成说，而陈白沙的学说则是离此矩矱，心悟而得，独辟蹊径，自成一派。

黄宗羲却不这样认为，他在《崇仁学案》中为吴玉弼打抱不平：“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工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故必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而后为学问之全功。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於戏！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

其实，这正像二程所言自己的学问全是悟来的一样，实际上他们的学术思想撇不开老师周敦颐的影子。陈献章的心学溪流，源头也正是自吴与弼那里汩汩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