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有多深，行走就有多远。

多年之后，王阳明这样谆谆教导他的学生：“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章，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日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

这种思想或认识就发轫于他的少年时期，尽管此时一切如游戏，而且相当不自觉。比如十二岁在京师读私塾，“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居中调度，左旋右旋，略如战阵之势”。

尼采是抱着一匹老马的头痛哭之后，从此“疯”掉，转身进入了他的哲学王国的。

王阳明是举着“读书学圣贤耳”的旗帜狂起来，从此走上他漫长、痛苦、纠结的悟证之路的。

十五岁这年，他的狂放人生宣告正式开始。

此时，刻板的塾师，更为刻板的经义，乃至身为翰林院修撰的父亲，都已让他烦不可言。极度郁闷中的他，索性从家里逃出，“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经月始返。”

一日，他梦谒伏波将军庙，遂赋诗曰：“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此时，朝政紊乱，天下离心，各地起义此起彼伏，王阳明屡次想向朝廷献书，坦诚自己的经略之策。这让王华既惊且惧，十分气愤。

痴狂，是处于黑暗中的人在冀求光明的过程中难以自抑的一种焦躁与不安，除了光明，无可抚慰，哪怕如结婚这样的缱绻美事。

公元一四八八年，十七岁的王阳明来到江西岳丈家里完婚。合卺之日，让人们大跌眼镜的是，新郎找不到了。美国大片《逃跑的新娘》在中国明朝提前上映，只是新娘换成了新郎。

原来，当人们喜气洋洋地在忙碌婚事时，作为男一号的他却觉得闲得无聊，于是将热闹留给大家，自己信步走出，偶然就走进一个叫铁柱宫的道观。正好遇一道士趺坐一榻，当即面谈起来，听到对方讲养生之道，遂相与对坐忘归。老丈人、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先生，派人打着灯笼四处寻找，最后找到他时，已是第二天黎明。

新婚燕尔，正是男欢女爱、卿卿我我的人生最浪漫时期，但王阳明忽然在这段日子里钟情起书法来，等到携妻归家时，书法技艺大进。多年后，王阳明对弟子们说：“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他将婚期当成了参悟心学的一个学期。

公元一四八九年，王阳明开始慕圣学。在送妻子诸氏回余姚老家时，路过广信，谒见大儒娄谅，相互语宋儒格物之学。娄谅对王阳明说：“圣人必可学而至。”二人遂深契之。

娄谅，与胡居仁、陈献章俱为大儒吴与弼的学生，《明史?儒林列传》说他“其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然其时，胡居仁颇讥其近陆子，后罗钦顺亦谓其似禅学云”。可见其学主心，远接陆九渊，近似陈献章，然而有偏向禅宗的嫌疑。

王阳明遇到他，当然心有戚戚焉。娄谅的一句“圣人必可学而至”，不仅坚定了他为圣的信念，更点拨了他必须通过“学”而后可至的途径。于是，他幡然醒悟，踏实就学，遍求朱熹的遗书发奋苦读，“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人也似乎脱胎换骨，过去的王阳明待人接物笑傲放纵，善于戏谑，现在的他却一改昨非，端坐省言。他自己说：“吾昔放逸，今知过矣。”

黄宗羲用“三变”来总结王阳明一生的学术历程，这“三变”吻合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古今学人三境界。

他的第一变，就是泛滥词章之学，遍读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也无所得。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原来“道”只需自求诸心，而不需求诸物，他找到了苦苦寻觅的“道”。

一条充满思忖、彷徨和否定之否定的艰难心灵之旅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