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四年，公元一五〇一年，三十岁的王阳明以朝廷命官身份奉命审录江北。

公事完毕后，又移情佛老、心钟养生的他登上九华山。“化城高处万山深，楼阁凭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间微雨结轻阴。钵龙浮处云生座，岩虎归时风满林。最爱山僧能好事，夜堂灯火伴孤吟。”这就是他夜宿化城寺留下的诗作。

在这里，他遇到一个叫蔡蓬头的道士，再三请教下，道士只送给他一句不着皮毛的话：“汝终不忘官相。”又听到地藏洞中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异人向他“论最上乘”，但也只是一句不明不白的话：“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正因九华之行，王阳明有了离世隐居之想。

此时，京城之中他所交往的人，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王阳明为之叹息：“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遂在公元一五〇二年，上疏告病归越，在家乡会稽山上筑室阳明洞，抛妻离子，一个人钻入洞中，行导引术。

“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刚进入洞中的他喜不自禁，在《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一诗中他这样得意地写道。

聪明的人干什么都会成绩斐然，很快，王阳明就有了“先知”的本领。一日坐洞中，朋友王思舆等来访，刚到五云门，就见王阳明的仆人已经在那里迎候，而且还清楚地说出客人来自哪里，这把王思舆等人说得惊骇异常，以为王阳明果然得道成仙。

坐在黑乎乎的洞中，思想却渐渐澄明起来，王阳明开始反思自己的行径，他认为自己修炼的这些所谓导引之术，不是心中所追求的成圣之境，“此簸弄精神，非道也”。

道在哪里？路又在何方？

他伸了一下因久坐而僵硬的腰肢，又以一个道家叛逆者的姿态，走出了阳明洞。但他并不是要重回大千红尘世界，而是要去佛门里转转，看看自己心中的向往是否就藏在那里。

他来到寺庙林立的杭州，往来于南屏、虎跑诸刹。有个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完全入定。王阳明向他喝道：“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僧惊起，开视与之对语。王阳明问其家，对曰：“有母在。”又问：“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王阳明于是为他讲解爱亲乃人之本性，和尚立刻哭得稀里哗啦。第二天，这和尚就卷铺盖回家去也。

本来是前来求师问道，现在却成了授业解惑。在儒家道义面前，修行如此之深的禅僧却溃不成军。因此，游走完仙佛两重世界之后的王阳明，“渐悟仙、释二氏之非”，他终于知道他苦苦寻觅的圣境不在佛、道，而是在儒学那里。

重回人间。空气很清新，阳光很灿烂。

公元一五〇五年，三十四岁的王阳明在政界已经是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他还有一个社会兼职——老师。他开始绛帐授徒。

面向为程朱理学一统思想的天下学者，王阳明首倡心学，“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贽及门者”。然而，天下师友之道久废，在众人眼里，王阳明的聚众授徒行为无疑是标新立异，博取名声而已。但有一个人却深以为然，与他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这个人就是翰林庶吉士湛若水。

湛若水是陈白沙的弟子，他在继承陈献章“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基础上，提出了“万事万物莫非心”观点，认为“随处体认天理，自初学以上皆然，不分先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即随处体认之功，连静坐亦在内矣”。

黄宗羲将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与王阳明的“致良知”，认为是王、湛之学各树门户的标志。王阳明曾说过：“予求友于天下，三十年来，未见此人。”湛若水也说，“某平生与阳明公同志，他年当间作一传矣。”可见，二人为学虽各有宗旨，但在倡导心学、主张自得方面，则是相当一致。

由此，王阳明的最后盛装出场，便让人不能忘却心学启帷人陈白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