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也认为，启蒙是一种否定一切的绝对观念，在可怕的现存社会状况中有其正当依据和批判功劳，但就实践结果而言，则与恐怖有直接相关性。随后兴起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浪潮更是一度把启蒙运动湮没在忘川里。

其次是极权主义。进入20世纪，启蒙运动研究逐渐升温，对启蒙的评价再次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分化。第一部系统深入的研究专著是德国犹太裔学者恩斯特·卡西勒的《启蒙哲学》。关于这部经典著作的评价，可以参见彼得·盖伊在本书文献综述中的论述。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启蒙哲学》的价值不仅仅在学术层面。正如彼得·盖伊在《启蒙哲学》新版前言中指出的，该书发表于1932年，正值法西斯主义猖狂崛起之时，这就使得该书具有了特定的时代色彩和价值。卡西勒重申了康德的论断，从而有力地捍卫了启蒙理想，即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同类作品还有法国学者保罗·阿扎尔的《18世纪的欧洲思想：从孟德斯鸠到莱辛》（1946年）等。

同样是试图从思想上回应极权主义，一些西方学者对启蒙运动做出了相反的解读。就在《启蒙哲学》出版的同一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发表《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认为启蒙运动不过是用理性的乌托邦取代宗教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的转型在当代仍在重演。流亡到美国的法兰克福研究所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1944年）中把法西斯主义归因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倒退，进而追溯到启蒙的异化、蜕变和局限。二战结束后，极权主义的话题在冷战背景下进一步发酵。耶路撒冷大学教授、波兰犹太裔学者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1952年）曾轰动一时。该书把民主分为自由/经验型民主和极权/救世型民主这两种类型，把一些启蒙思想家尤其是卢梭视为极权主/救世型民主的思想来源。

第三个主题是现代性。在冷战背景下，现代化理论兴起，现代化成为西方宏大历史叙事的主线。在西方历史教科书的标准叙事中，启蒙运动被描述为西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或者说，启蒙运动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创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种现代化启蒙运动论的主要倡导者就是本书作者彼得·盖伊。

盖伊坦承，《启蒙时代》承继了卡西勒的《启蒙哲学》的基本精神。不过，卡西勒的《启蒙哲学》囿于哲学史或观念史的传统，盖伊则试图把启蒙运动置于更宏大的西方思想史和社会史背景之中。《启蒙时代》由《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的兴起》（1966年）和《启蒙时代（下）：自由的科学》（1969年）两卷构成，全书按照辩证的三个主题展开论证，即：对古代的追慕（正题）、与基督教的矛盾（反题）以及现代性的追求（合题）。针对贝克尔、塔尔蒙等人对启蒙运动的贬抑，盖伊明确把启蒙运动与当时学术界热议的“现代性”正面联系起来。他认为启蒙哲人发扬光大了古代的理性、批判精神，提出和阐释了丰富的新思想，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乃至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均有筚路蓝缕之功。

盖伊为写作《启蒙时代》，剔抉爬梳了大量启蒙哲人的经典文本和研究文献，可以说为现代化启蒙运动叙事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学术基础。尽管有年轻气盛的挑战者（如罗伯特·达恩顿）讥讽其没有使用档案，称之为读书笔记的汇编，但是这部著作气势恢弘、视野阔大，征引广博，述论融通，很自然地得到学界的赞赏。第一卷出版后，旋即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盖伊的《启蒙时代》对于推动新一波启蒙运动研究热潮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该书受到赞赏和追捧，成为后来研究者登堂入室的指南。同时，该书也引起很大的争议，甚至成为攻击的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