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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有许多启蒙哲人，但是只有一个启蒙运动。从爱丁堡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柏林，从波士顿到费城，文化批判家、宗教怀疑者、政治改革者形成了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的、完全没有组织的联盟。这些启蒙哲人构成了一个喧闹的大合唱。他们之中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但是令人惊讶的不是那偶尔的噪杂，而是整体上的和谐。启蒙人士统一在一个雄心勃勃的纲领之下。这是一个提倡世俗主义、人道、世界主义，尤其是自由的纲领。这里说的自由包括许多具体形式： 免于专横权力、言论自由、贸易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自由、审美的自由，总之，一个有道德的人在世界上自行其是的自由。1784 年，当启蒙运动已经基本大功告成之时，康德给启蒙运动下了一个定义： 人类脱离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他还给启蒙运动提出了一句口号： 敢于认识，亦即，要敢于去发现，毫无拘束地行使批判的权利，要甘于自主自立的寂寞。与其他启蒙哲人一样（因为康德只是表达了其他人在论辩中一直提示的观点），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 人要求把自己当作一个成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正是这一声明以及启蒙哲人对这一声明的同气相求，使得启蒙运动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统一并不意味着众口一词。这个哲学联盟的一个标志乃是启蒙哲人们在哲学和政治信念上的各持己见。联盟有时也因此陷入危机。少数——非常少的——启蒙哲人对所接受的基督教教育抱残守缺，另一些启蒙哲人则斗胆转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一些人始终对王权忠心耿耿，激进者则发展了民主理想。法国人在反对教会和国家、争取言论自由和人道的刑法的斗争中，在反对“迷信”的论战中获取快乐，英国的文人则对本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比较满意。德国的启蒙学者比较孤独而无力，几乎完全回避政治。德国的才子作家、物理学家和怀疑论者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在笔记本中私下写道的：“至少在德意志，一种沉重的税负堵在启蒙运动的窗口上。”在那些接触到新思想的意大利邦国，尤其是在伦巴底和托斯卡纳，改革者在公众中拥有一批赞赏者，而且在愿意聆听的当权者中也能获得同情。英国人已经经历过革命，法国人正在为革命创造条件，德国人还没有可能去梦想革命，意大利人则正在借助国家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因此，政治经验的多样性使得启蒙运动具有各不相同的分支；启蒙哲人既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方阵，也不是一个严格的思想学派。如果说他们组成了什么，那也是一种松散的结构，可以说组成了一个家族。

如果说启蒙哲人是一个家族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喧闹的家族。他们是战友，而且常常有深厚的私人友谊，但是，除了以推动共同的事业为最大乐事外，其次就是以批判战友为乐事了。他们彼此展开无休止的论战，有些交往完全是唇枪舌剑，毫不客气。后人对启蒙运动的许多指责——天真的乐观主义、傲慢的理性主义、非哲学的哲学化——最初都是出自他们彼此之间的攻讦。甚至有些从那时就开始流传的误解也是出自启蒙哲人： 伏尔泰制造了所谓卢梭崇拜原始生活的谣言，狄德罗和维兰德重复了这种说法；休谟和另外一些人是最早把伏尔泰的优雅机智误解为玩世不恭的。

让他们的敌人幸灾乐祸的是，启蒙哲人把他们自己的氛围搞得极其紧张： 朋友关系都很情绪化，争吵时惊天动地，和解时涕泗横流，私事炒得沸沸扬扬。狄德罗除了对卢梭外，对其他人的缺点都很大度，但是他很难原谅达朗贝尔在与他合编《百科全书》时因谨慎而临阵逃脱。伏尔泰最喜欢那些才能不如他的人，却对狄德罗表示了让人不舒服的、莫名其妙的敬意，参与他本人其实不以为然的《百科全书》；狄德罗则对这个时代的文坛霸主报以蹩脚的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