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于“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民众—底层”这个问题，小兵有没有答案呢？读者会注意到，阿伦特关于“同情”与“怜悯”的分析，尤其是这两种情绪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转化，在本书的论述中扮演关键的角色。阿伦特认为，“同情”系针对具体个人的特定苦难而发，因而缺乏政治意义，用今天的字眼来说就是会“去政治化”。但随着阿伦特所谓的“社会问题”（贫困以及生存问题）的意识高涨，“同情”会转变成对一个抽象的穷苦人民大众的“怜悯”，却又导致对现实麻木不仁，对于个人命运的无视，终结于一种“道德暴政”。结果，怜悯引导出了一种无情的社会集体重建工程，同样使得政治的空间消失。小兵从阿伦特的论点中得到的结论是：“千万不能轻易地把‘悲悯情怀’延伸到政治领域”；与其以同情心面对“民众—底层”，不如关注如何以制度保护每个人的自由，一如阿伦特所认同的美国革命。

笔者对于阿伦特的论点有相当保留；毕竟，她对于政治的“古典共和”理解过于精英化；同时我们也要记得，美国革命所忽视、无视的另一种“社会问题”（阿伦特本人明指美国革命者无视黑奴问题是一种“蒙骗”，其苦难其实“无处不在”），不到百年之后竟要靠一场牺牲六十万人生命（当时美国人口的五十分之一）的内战来面对。但是她笔下的革命道德心并非杜撰（即使她的分析架构稍简单）；小兵借用她的问题意识检讨革命中道德热情与暴力倾向之间的某些关联，自有其价值。无论小兵的说法是否完全成立，我确实从他的这套思路中获得了很多启发。

在当前的中国大陆，“民众—底层”的存在与实际的生存处境，无须我隔着海峡来诠释评论。本书中一篇描述春节往返家乡的文章，具体而微地呈现了就在小兵身边的这个生活世界是多么地艰苦与粗砺。对小兵来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他的故土故人，真实而切肤地存在着，无从躲避也不忍躲避。但是他也警觉到，这个世界并不是城市知识分子所想象的乡土中国；“人民”虽然向往着好世道与好生活，但在丛林式的竞争、挤压、剥夺与无力感节节进逼之下，却不时爆发出妒恨、残酷与戾气，对象还往往是其他在底层求生的同命人。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赋予庶民的道德光环，小兵没有丝毫信任。他反而期待着政治制度的改善——这个看似抽象的自由主义诉求——能够为民众、为底层提供几分保护、几分力量、几分发言权，甚至培养出“公民知识分子”（这似乎是小兵自撰的字眼），取代各方仰望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跟小兵并不是师生关系，也没有很多机会以朋友论交。他邀我写这篇序言，我几度踌躇，担心自己并没有资格承担这份严肃的工作。然而，在拜读本书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所探讨的问题具有高度的意义，任何知识分子都有认真响应的知识责任。何况其中的文章有四篇或者五篇当初是在我所主编的《思想》上发表的；昔日他用文章来支持我们所编的刊物，今天我也有义务对他的观点提出认真的回馈。为他人的书作序的意义应该完全在促成讨论。至于拜读了全书内容之后的以上感想，是不是强做解人，是不是扭曲了作者的主旨与意图，必须由小兵兄与读者来判断。无论如何，同为关怀者，共同面对着一个不容眨眼的严峻现实，借着这篇序言与小兵兄的文本进行一些对话，只求有助于厘清问题，至于我是不是逾越了作序者应有的分寸，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钱永祥

2013年7月23日于南港—汐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