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民国范儿成为一种怀旧热潮，而在这股热潮之中，民国大学的风度越来越引起世人的想往。无论是何兆武的《上学记》、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等回忆录、口述史，还是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等研究著作，以及十多年前陈平原、夏晓虹等学者编撰的《北大旧事》等，都在纷至沓来地叠映而成一种民国大学的影像。不管这种风潮如何被质疑为一种浪漫化的历史记忆或历史想象，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历史研究的成果发现，民国大学的教师收入确实足以让这群知识文化的传承者与创造者，在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仍旧可以维持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根据湘潭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陈育红的“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大学教授薪俸研究”课题研究成果，1930年代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即便是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生活费80元也已经相当宽裕。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1930-1936年间，大米每斤6.2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鸡蛋每斤2角钱。当时北京大学教师在1931-1934年间月薪收入统计显示其平均月薪400元以上，薪俸最高者可达500元（外教更高达700元），最低360元；副教授平均月薪在285-302元，最高360元，最低240元。而当时的大学教授则普遍在校外尚有数份兼课收入，光兼课收入几乎就够满足全家较为宽裕的生活。史家郭廷以曾经说“一九三七年前五年，可以说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这种黄金时代除了学术自由有充分保证之外，也跟物质生活、业余生活的丰富有关：“优厚的薪俸使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都具备了极高水准。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花房租费六七十元者不少见。食物支出方面也很充裕。一个大学教授的薪俸除了抚养五口之家外，还能请得起五个佣人。他们大都还会有闲情逸致去‘下饭馆、看戏、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前几天跟一位在内地某高校中文系任教的朋友聊天，他在电话中大吐苦水，谈所在省份出台的近似变态的职称评审细则，比如要求学术成果的被引用率、被媒体报道率之类，又言及所在学校的权力主宰一切资源的现状，以及对青年教师评价标准的唯课题化、唯奖项化，也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化。这位很有才华的朋友不愿意同流合污却常被看做“无能之人”，领导时时敲打外加冷嘲热讽，在这样极端的学院文化中，明哲保身或者说洁身自好都几乎没有多大空间。你不是体制的合作者，那你就是体制的敌人，也就是全民公敌了，这种日常性的精神劫难与深度压抑，才是最折磨青年教师的因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我们讨论青年教师的生存处境时，我们不能忽视区域性、学校性、学科性的差异，基本上可以说，越是在不发达省份的地方性学院，就越可能是系领导、校领导的一元化权力结构（当然也会有例外），而在发达的一线城市的高校，因为学校里有一批有影响力的德高望重的学者，这些学者往往对学院体制的工具化有一种反思性甚至排斥性，反而造成了一种学术权力的相对自由甚至多元化状态，这自然也就成了青年教师的庇护空间。前些年媒体热议的青年人逃离北上广，然后过些年又出现重返北上广的悖论式社会现象，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内地尽管生活成本较低，但也许必须支付高昂的人际关系（所谓中国式的人情社会）成本和精神上的代价，而北上广尽管经济压力大，但社会生活和价值观相对多元，对于那些热衷于探索自我生命的价值实现的人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环境因素。对于大学青年教师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物质上的困难也许假以时日会获得克服，可是精神上的苦痛与学术生活的荒芜，却将成为一个年轻知识分子自我实现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