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挑出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几个问题，衡量其重要性。假设其中包括煤矿安全工作环境、职业保障、社保偿付、养老金计划、恐怖袭击安全措施及暴力犯罪安全措施等。鉴于该男子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农村，则不需过多考虑恐怖袭击和暴力犯罪。由于事件发生可能性微乎其微，此两项重要程度仅为1（满分为5）。另一方面，考虑到该男子的职业和年龄，他最关心的应为煤矿安全工作环境、职业保障及社保偿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评级应为5。

接下来，他评估了每位候选人在每个问题上的效用价值。例如，克里在每项经济和职业问题上都得到+3分，根据布什以往的表现，他在前三项都各得-3分。然而布什在恐怖主义和犯罪问题上都颇具铁腕作风，因而最后两项各得到+3分，而克里好像不曾考虑这些，因此后两项仅得到-2分。

下一步将两组数据相乘，得到各项问题重要性和效用价值的组合指数。最后，他将每位候选人的指数分别相加，把票投给了得分最高的那位。

数据落到纸面，结论不难得出。31克里在前三项最重要问题上共得45分，减去后两项的4分，他的期望效用总分为41分。布什虽然在后两项得到6分，但前三项仅得-45分，他的期望效用总分为-39分。两位候选人的差距高达80分之多。

而克里的问题出在根本没人采用该方式投票，笔者亦如此。这样考虑问题的人，不论择偶或投票，不是脑子有病就是精神错乱。在《笛卡儿的错误》一书中，神经病学家安东尼?达马西奥描述的头脑额叶（起情感决策作用，尤其是控制思想与感觉的连接）损伤患者就是这样处理问题的。书中写道，这种患者需要花费30分钟决定下次约会的最佳时间。从情绪角度出发，这件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而患者却一再衡量各种选择的利弊。

然而不仅大量决策理论建议人们在重要问题处理上采取此种决策方式，许多“当代竞选策略”也建议民众这样做。在2000年阿尔?戈尔和乔治?W?布什的首次辩论中，我们便能听出两人就医疗保险问题冷静地展开唇枪舌剑。

戈尔：根据州长先生的计划，如果您继续收取医疗保险中的服务费，那么保险费用将增加18%~47%，国会就此方案进行了研究，请医疗保险精算师进行了模拟。我举个例子，今晚有位名叫乔治?麦肯锡的老人，来自密尔沃基。他70岁高龄，患有高血压，妻子心脏不好。两人年收入共25000美元，无法负担处方药费用。他们是那些经常去加拿大32取处方药的人群之一。而根据我的计划，保险可立即支付一半的医疗费用。而根据布什州长的计划，在四到五年的时间内他们一分钱也拿不到，最后只能被迫去卫生维护组织和保险公司要账。而不论保险费、免赔额还是各项条款条件，对其都不产生限制。

布什：如果我还想在选票上给你致命一击，我就不可能延续老式的华盛顿政治。依照我的计划，这位老人能即刻获得处方药帮助。这叫“直接帮助”。没有指责、没有争论，他们获得的是直接的帮助。

主持人（吉姆·莱勒）：你是……

戈尔：他们年收入25000美元，无法负担。

布什：看看，这个人多会拿数字说话。我开始怀疑他不仅发明了互联网，还发明了计算器。真是道无聊的数学题。（2000年10月3日，副总统阿尔?戈尔和州长乔治?W?布什第一轮总统辩论）

现在让我们冷静地看看这轮交锋。戈尔自始至终在利用“期望效用模型”。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说服老年人和高龄职工，如我们上面假设的宾夕法尼亚州矿工，布什的计划不如戈尔的计划有用。对两种计划进行比较这无可厚非，戈尔可以仅通过改变组织顺序就达到更有效的呼吁作用，即先讲故事吸引注意，再引导大家对两人的计划进行比较。即使冷静下来思考，布什也很难找出对策，就更别提他急着撇清与华盛顿政治的关系及“直接帮助”这种陈词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