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想知道当前两党政治形势在额叶层上分别处于什么位置。民主党的竞选策略安排总是以激发额叶边缘地带的“蓝脑”为主，共和党更多地以激发中间地带的“红脑”为主。前部情感感知系统损伤的病人通常都会出现认知障碍，但却能推理思考。比如支持民主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回想起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件。然而，他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绪，也无法迅速改变自己的情感，该表露出的情感很难表达出来。他们的社交能力或许会让人费解，甚至会让人感到些许厌恶。

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神经系统损坏案例，62病人是一名叫做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Gage）的建筑工人。1848年，在一次爆炸中一根直径超过一英寸的钢筋在两眼之间戳进了盖奇的额头。不可思议的是，盖奇最后竟然死里逃生。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朋友发现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盖奇”了。以前那个彬彬有礼、做事谨慎的盖奇在经历了这场大难后变成了一个孩子气、不懂礼节的人。比如，他会在庄重的场合讲粗话。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而且还经常给自己定制周密的计划，但只有三分钟热情。据他的医生讲，那次事故使得盖奇在人类理智和“生物”本能之间失去了平衡。

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研究过类似的病人。他讲述，有一年冬天，一个病人来做测试，那时路面上结了很厚的冰，造成了许多交通事故。达马西奥问他在来的路上开车有没有出现什么状况。这位病人满不在乎地说，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就是他不得不小心驾驶以避免翻车。之后这位病人描述说，在一条特别滑的路上，他前面的一辆车不停打转最终滑出了路面，而这位病人却什么都没想就泰然自若地从同一条马路上驶了过去。这个例子显示，如果人们只凭理智做事将会是多么不可理喻。

尽管在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上曾一度将理性和情感视为两种针锋相对的力量，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它们的进化过程其实非常紧密，而且总是共同发挥作用。如果没有相应的情感体验，我们是很难真正地了解一个人或一件事的。事实上，不论我们承认与否，那些让我们觉得重要的人或事就是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而言有着特殊的“情绪性联结”，这种特殊的情感作用才使得我们总是对他们十分牵挂。

人类的理性判断能力是不断进化着的，不会替代原有进化顺序中的情感激励系统。情感系统是一个简单的“决策制定”系统，能够确定方法、趋利避害、激励斗志。神经系统会在人类做出复杂决定时被激发，而不会脱离其他简单的系统单独运作。弗洛伊德曾对这样一个案例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一位骑手骑63在一匹马上，他不断左右拉扯缰绳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控制住这匹野马，然而总是这匹马占据上风，骑手一次次被拉下马背而且已经无力行走。

因而做事必须将情感与理智结合起来。理性能够提供激励斗志、调控行为、指引方向，但是其本身也必须得到情感的有效控制。

当情感与理性分离时，结果往往是十分骇人的。有时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就会像那些患神经系统疾病的病人一样，正如先前达马西奥描述的那样，他就不能用感情做事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有时也会像精神病患者发病一样，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即便在触犯了法律、给别人造成伤害的时候，也不会表现出一丝的悔恨、不安或是同情，整个人都十分麻木不仁。

而有时，这种灾难或许就会发生在民主党派竞选之中。

灵魂的不公

第一位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柏拉图，就是一个正义的狂热追求者。然而他却认识到理性与情感在人的思想状态中都应有属于各自的适当位置。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人总是自我设限或是任由他人摆布，那么一定是出现了所谓的“灵魂不公”现象。他指出，打破理智与情感的平衡就会导致这种思想状态的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