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盆琐琐

虽然春天已经来了，窗外的树丛还是很萧疏。午后寂寞，取出一部今人编的《说陶》，随便翻翻。这本书荟辑自明代至民国间的陶瓷著述三十二种，因为是影印，开本缩了，字也小了，看起来比较吃力，但比起有的排印本，总是可靠得多。

开卷就是清人朱琰的《陶说》，卷六“说器”介绍蟋蟀盆，作者按道：“戗金宣盆最重，亦有戗金蟋蟀盆，《吴梅村集》有歌。又，苏州陆、邹二姓所造极工巧，雕镂精致，出之大秀、小秀者尤妙。大小秀，邹氏二女也。当时重促织之戏，胜负至千百，不惜重直购盆，故精巧如此，匪独陶器。”这里有个错差，当时苏州制蟋蟀盆的名家，并非陆、邹两姓，而是邹、莫两姓。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记道：“宣德时，苏州造促织盆，出陆墓邹、莫二家。曾见雕镂人物，妆采极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邹家二女名也，久藏苏州库中。正德时发出变易，家君亲见。”这个差错，同样见于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戒庵老人漫笔》，那句“出陆墓邹、莫二家”，标点为“出陆墓、邹莫两家”，因为点校者不知道陆墓是个地名。陆墓在苏州城北，向以窑厂著名，先是蟋蟀盆，后来就是金砖，京师坛庙、宫殿建筑用的不少就是陆墓所出，故当地人自豪地称为“御窑”。邹氏大秀、小秀制盆，和后来的顾二娘琢砚一样，为人啧啧称道，并非她们的技艺特别超然独绝，而是因为她们是女子，也就被人独加青眼了。宣德盆的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不讲究，戗金也是附丽的装饰，即在盆的外壁绘以图案，嵌以金丝，自然更加精雅美观了。吴伟业《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咏道：

“宣宗在御昇平初，便殿进览豳风图。暖阁才人笼蟋蟀，昼长无事为欢娱。定州花甆赐汤沐，玉粒琼浆供饮啄。戗金髹漆隐双龙，果厂雕盆锦香褥。佽飞著翅逞腰身，玉砌轩鬐试一鸣。性不近人须耿介，才堪却敌在僄轻。君王暇豫留深意，棘门霸上皆儿戏。斗鸡走狗谩成功，今日亲观战场利。坦颡长身张两翼，锯牙植股须如戟。汉家十二羽林郎，虫达封侯功第一。临淮真龙起风云，二豪螟蛉张与陈。草间窃伏竟何用，灶下厮养非吾群。大将中山独持重，却月城开立不动。两目相当振臂呼，先声作势多操纵。应机变化若有神，僄突仿佛常开平。黄须鲜卑见股栗，垂头折足亡精魂。独身跳免追且急，拉折攀翻只一掷。蠮螉塞外蠕蠕走，使气穷搜更深入。当前拔栅赌先登，夺采争筹为主人。自分一身甘瓦注，不知重赏用黄金。君王笑谓当如此，楚汉雌雄何足齿。莫嗤超距浪轻生，横草功名须致死。二百年来无英雄，故宫瓦砾吟秋风。一寸山河斗蛮触，五千甲士化沙虫。灌莽微躯亦何有，捉生误落儿童手。蚁贼穿墉负败胔，战骨虽香嗟速朽。凉秋九月长安城，黑鹰指爪愁双睛。锦鞴玉绦竞驰逐，头鹅宴上争输赢。斗鸭栏空舞马死，开元万事堪伤心。秘阁图书遇兵火，厂盒宣窑贱如土。名都百戏少人传，贵戚千金向谁赌？乐安孙郎好古癖，剔红填漆收藏得。我来山馆见雕盆，蟋蟀秋声增叹息。呜呼！漆城荡荡空无人，哀螀切切啼王孙。贫士征夫尽流涕，惜哉不遇飞将军。”

吴伟业的这首歌行有它的故实。宣宗朱瞻基最喜欢斗蟋蟀，尝诏苏州知府况锺以蟋蟀千只以进。朱从延《蚟孙鉴·续鉴》引《弇州史料》有曰：“宣德九年七月，敕苏州府知府况锺，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于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记道：“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锺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苏州卫中武弁，闻尚有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吕毖《明朝小史》卷六《宣宗纪》更记了一则故事：“帝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乃跃去。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遥想当年苏城内外，提竹筒、过笼、铜丝罩者，往来纷纷，在田野丛草处，缺墙颓屋间，砖甓土石中，侧耳徐行，一听有“瞿瞿”声，便百计捕之，又往往劣弱的居多，好不容易得到一只强健善斗的，又不慎脱跳而去，就像枫桥粮长夫妇那样，只能一死了之。况锺算得上历史上的“好官”，但对于贡虫一事，似乎没有什么微言，并且协助宦官不遗馀力地遵循皇上的旨意。还是蒲松龄，根据这段史实，再参以其他传说，编了一则《促织》，他感叹道：“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往，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颔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人命，不可忽也。”当王士禛读了《促织》的初稿后，有点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他说：“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台阁大臣，又三杨、蹇、夏诸老先生也，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传闻异辞耶？”（《聊斋志异》卷四）其实，吴伟业这首歌行就是一首诗史，宣德蟋蟀盆也可以来做个佐证。

当然，苏州制盆并非起始于宣德，制盆名家也不仅仅邹、莫两家，它的生产历史既久，在陶器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邓之诚便藏有一只古盆，式样质地俱佳，有款识“齐门外广惠桥北首下岸朱兴公造”。邓先生在《骨董琐记》卷六里还记着一件事，说某年在北平石虎胡同的蒙藏学校掘土种花，挖出了许多蟋蟀盆，其中便有署“姑苏彩山窑常德盛”者十一只，都是永乐年间所制。这“常德盛”当是苏州一位有名的工匠，因为蒙藏学校本就是周延儒的旧邸，后来又被吴三桂占居，相传是京师四大凶宅之一，主人都很有来头，所藏自然名贵，如果不入流品，如何进得府来。由此也可知道，早在永乐年间，民间的“秋兴”已很炽盛，否则制盆业不会如此发达。

蟋蟀盆是随养虫、斗虫而应运而生的，因此它的出现当不晚于赵宋，先蓬门小户而后高墙大院，经“湖上平章”贾似道的推波助澜，盆的制作日益讲究。李大翀《蟋蟀谱》卷一《盆考》记道：“南宋时始制，盆式深大高厚，形体方圆不一。盖有平盖、坐盖、飞边盖。盖中有眼无眼，有起韭菜边者。底有平底、凹底。足有三足、四足、五足、六足，有圈足、兽足、芝足、云足。飞边盖者，其足尖如芝形。有四兽纹阴花、锦纹阳花。棠花式盆有纹云龙荷鹭锦文阳花，惟冰梅阴阳纹。半闲堂盆式，同以上各种，金玉珍宝镶嵌，坚厚郑重，纹如锦不一。”《蚟孙鉴·续鉴》则记有贾似道的一盆，有曰：“余尝闻当湖延陵氏家藏一盆，系贾平章半闲堂遗物，金饰郑重，完好精美，足称雅玩。时有好事者，数欲钩致之，终不能夺。后阋墙致毁，深足惋惜。”相传杭州西湖葛岭，也就是贾似道后乐园故址，曾出土不少残盆和碎片，亦为人所重。时至于今，完整的宋盆久已无存，它的形制只能从图谱中去看了。万历间刊行的《鼎新图像虫经》卷首有“王府盆”、 “平章盆”、 “象窑盆”、“宣和盆”四式六幅，虽然看不出它们的质地、色泽以及镌刻、镶嵌等装饰，但形制确是非常精美。

前些时候，读吴翌凤编选的《卬须集》，在卷七里读到吴嘉洤的一首《半闲堂蟋蟀盆歌》，咏道：“宋朝南渡金瓯碎，瓦砾场圆空大内。贾家犹有旧花瓷，故物凄凉增感慨。当年鼓舞半闲堂，狎客雏姬在在忙。不读韬钤筹敌国，但闻蛮触斗空场。疏花寒月篱边梦，细翼轻身塞上装。甲士沙虫争决胜，长须跳跃同超乘。列栅长围几席间，不异襄樊与唐邓。师相红旗望捷音，酒阑不动连和兴。小缸粲烂青与红，丸泥封就何玲珑。功成为赐汤沐邑，一饮一啄心豪雄。草脚苔须嗤蚁穴，镂花涂漆真精绝。风月平章爱游戏，区区片瓦何愁缺。赵家故园失江山，满目冬青泪眼斑。借问六陵何处所，玉鱼金盌出人间。”吴嘉洤出生已是乾隆五十五年，不会见到什么半闲堂的蟋蟀盆，这首歌不过是借题发挥，咏史寄慨而已。

宋盆既已不存，宣德盆就是天下第一等的佳制，明人就争购欲狂，《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就说：“今宣窑蟋蟀盆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蚟孙鉴·续鉴》也说：“明以宣德盆为贵，其款识、大小具备，无不各极精工。有一种名夹底盆，内用磨细五色砖片，间杂成纹，镶于盆底，如铺方砖式；外则有纯素者，如古炉之精采煜煜，光可鉴人，有细镂花鸟锦纹，嵌以珠宝，饰以金碧，绚烂夺目。”当时商山钜室多用此盆斗虫，以为时尚，故也称为“商山盆”。后人得之一二，都舍不得贮虫，往往作为案头的摆设。

康熙年间有位苏州人“梦桂月攀氏”，撰《蟋蟀谱》一卷，其中一节论盆，说道：“盆以贮虫，不可不美，器如连武之竹节盆、宋贾秋壑之瑞毅盆、张之宣窑盆、有龙凤山水花卉人物进贡盆、御窑五彩磁盆、梅稍月盆、五判盆、五鱼盆、清玩盆等名，不一而足。由今思之，古人之制度，未尝不精巧，特具盆太薄，近日易热，近风易冷，宜于南而不宜于北，况未易购求。如得此盆，当陈设于明窗净几之间，花影蕉阴之下，以为清玩可耳。若夫日用以贮虫者也，必须用雨水或甜水，棕刷刷净盆内秽气，用布手巾拭干，免虫受伤，若受伤则斗时不妥，必须洁净粪稀，排斗而胜者。制新盆者须用雨水浸泡透，再用三合土、江米汁垫好，用雨水浸泡透时，贮虫方妥。自己用心收拾洁净，则虫永无弊病，不可粗心草率而矣。”这“梦桂月攀氏”虽说是吴人，但大概常年客寓北京，这段论盆的话，便纯粹是北方养虫家的体会。蟋蟀盆确乎有南北之分，南盆腔壁薄，北盆腔壁厚，这是由南暖北寒的气候决定的。

贮虫之器，或陶或瓷，或竹或木，也有用葫芦的，但居然在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里看到这样一段话：“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这个小金笼，确乎也相当，尽管当时并未有斗虫之戏，但如果丽人而泥盆，总有点煞风景，弄一个精致的小金笼，放在枕边，悬在帐上，听着那瞿瞿之声，在寂寞中消磨那漫漫长夜。

二○○四年二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