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讲的“过程论”对研究这段党史很重要。对于这段党史会议,此前,我考察过扎西会议和鸡鸣三省会议；此后,考察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和苟坝会议也是在这之后考察的。我到这些地方考察时,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逻辑,认为如果没有在他们那里召开的那个会议,中国革命就怎么怎么,毛泽东就怎么怎么。因此,他们那里的那个会议,何等何等地重要。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这段历史只讲遵义会议如何如何,不那么服气,认为有失历史的公正,没有做到实事求是。他们的有些说法不一定合适,但提出一个问题：应当用“过程论”来研究这段党史。评价党的历史事件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既然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那么此前此后的一些会议对它起了怎样的作用,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如果说过去的党史本子对此研究不够,有这样那样的客观原因可说,现在历史已进入到新世纪,有关档案资料公布不少,这是一个再也不能不作研究的问题了。

第二，研究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会议之间的关系应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受到“过程论”的启发,在考察这段历史过程中,我宣传了“系列会议”的观点,认为遵义会议发生的历史转折与其前后的一系列中央会议有密切关系,只有正确地把握这两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说明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为了能够把这个关系说得比较得体,又提出了认识这些会议关系的方法论原则。在《长征行》一书中,我讲了三条：

——一是要把理论的逻辑推论同历史的具体时空情况结合起来,不宜对历史问题作抽象的分析。比如,说通道会议“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抽象地看,从纯逻辑的推理,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是,这个立论要有一个前提,即通道会议完全解决了党内高层的激烈路线之争,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扫清障碍。而短促紧急的通道会议,没有解决要不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争论。虽然毛泽东应邀到会陈述了反对北上湘西的意见,与会的张闻天、王稼祥和主持会的周恩来都赞同,但博古并没放弃最终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战略方针,只是这时不再坚持。李德仍顽固地要求立即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会议为了争取仍是“一把手”的博古点头,只明确了立即西进黔东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到了贵州再议。这就是说,通道会议只是在进军路线上作了改变,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通道“转兵”,只是遵义会议所发生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最初一步,即只是进军路线的转折,而没有也不可能立即完全实现历史转折。因而在历史评价上,不能简单地将评价遵义会议的用语,移来用于评价通道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