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认为,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据他观察,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深深感到,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与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的认识有关。在1940年12月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时局与政策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了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错误问题。毛泽东说: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的损失大。还讲: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要作修改。胡乔木说: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时,主持会的人不同意修改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有人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一些同志表示,以后要专门研究这段历史问题,为党的七大做准备。毛泽东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专门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随后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胡乔木认为,毛泽东所以在1941年发动整风运动,与皖南事变有密切关系。这一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是毛泽东事先未曾估计到的。这使他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深切认识。在头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时就批评了抗战初期的右的错误。他说: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认识目前只有项英还不懂得,因此军队少,且没有钱花。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在接到新四军被围遭到惨痛损失的消息后,毛泽东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教训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具有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就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党史界对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如何认定有不同看法,作为学术问题还可讨论）。毛泽东基于对皖南事变的这一总结,从3月开始,连续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教育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开展整风运动的近因。

1941年3月和4月,毛泽东将前些年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加写了“序”和“跋”,付梓出版。他说:出版这些材料的目的,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而在于指出如何了解下层情况,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批评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作风,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在胡乔木看来,这是为整风学习做舆论准备。接着在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就是整风学习的动员。毛泽东指出:研究理论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态度。他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尖锐地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毛泽东讲话的用语之辛辣,讽刺之严厉,情绪之激动,是此前许多人从未感受过的。这个报告在干部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但是当时负责理论宣传的领导人没有理解它的深刻意义,对其没有予以重视,在延安报刊上没作宣传报道,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领导层的这种无动于衷的反应使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使他决心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