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创立之日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是孤立的三个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问题的三个维度。“中国化”本身实质上就内含着“时代化”和“大众化”。因为马克思主义诞生70多年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个时间差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还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有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化”问题。所谓“大众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所接受和信仰,存在语言系统的转化问题,不仅翻译力求“信、达、雅”,而且尽量具有中国韵味,为中国人喜闻乐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以,“三化”命题,是以中国化为本,并统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一个新表述。

毛泽东虽然不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或思路的第一人,但他是最早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要义,并将其论述得最精辟、运用得最成功的。由他开辟的党领导的第一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主要在中央苏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使他最早明确提出并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且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那时之所以没有同时明确提出“时代化”和“大众化”,是因为这两者还没有成为议事内容或争论对象,因而没有聚焦。那时党内最严重的危害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提出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三大贡献。

——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方法论。讲思想方法问题,此前,在党内和学界早有人讲。毛泽东在延安读过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小册子。但是,包括艾著在内讲思想方法论的著述有一个明显缺陷,即仅做到了哲学的通俗化而没有深入地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虽然不是专门讲思想方法论的,也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但“两论”由于是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哲学分析和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突出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特点,因而充分地表现了其思想方法论的革命功能。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学习马列主义要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且运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是他第一次将马列著作中曾经分别使用过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提法,联系起来并用,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传统表述。所谓“立场、观点、方法”论,实际上就是思想方法论。整风运动开展后,为了加强思想理论的领导,中央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亲任组长,研究马列著作的思想方法论,并要求各地的高级学习组在研究理论方面,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1941年10月30日,他还作了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专题报告,深入浅出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哲学观点具体化为思想方法,受到干部们的热烈欢迎。1942年2月底,中央学习组又将思想方法作为思想科学要求干部党员学习,组织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读物。经过整风运动,思想方法论得到广泛传播,广大干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取得显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