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重新认识人口转变理论，研究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必然性，一般的发展规律，冲破社会主义人口只能不断增长的神话。提出人口变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但受到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性质制约，还受到自然的生物规律的制约，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资源稀缺程度、食物供给能力以及环境状况的制约。因此，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实质，是人口的变动和发展同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通过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在这些关系人口与发展重大问题认识上的转变，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一反过去存在的诸多教条，明确了我国人口问题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即人口过剩性质，才能在其后做出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等战略决策。更清醒地认识到人口数量过剩与素质不高的矛盾，必须在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大力提高人口健康、教育和文明素质。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带动了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开启了实事求是认识和分析我国人口问题的大门，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口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2 关键的决策

前面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和论战，反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如何认识、对待和解决人口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相应的政策也已陆续出台。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已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到，他们或召开座谈会，或成立"节育问题研究小组"，并在1956年"二五"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中写进"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字样，展露了新中国最早人口政策的雏形。如前所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也曾赞赏过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主张生育要有计划。然而批判新人口论出现人口越多越好论，1958年"大跃进"出现人口和劳动力"不足"论，致使控制人口增长和计划生育的实施受阻。但是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在增大，国家不得不采取干部下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等减少城市人口的做法，政策上也不得不考虑。60年代前期，中央领导和有关文件重提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只是"文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泛滥，有关政策也难以落到实处。进入70年代，全国人口突破8亿，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开始加大人口控制的力度，生育政策也逐步明朗起来。197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70年代后期提出"晚、稀、少"，强调的核心是"少"，遂演变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有的地方将"少"压缩到生育1个孩子。1978年国家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并将"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9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新认识、新理念，政策收紧节奏不断加快。

在国家政策收紧的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和群众也出现同样的动向。1978年7月，河北省制定的计划生育文件中，提出"鼓励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吉林、山西等省市制定的关于计划生育的文件中，都提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要求。来自基层自愿生育一个孩子的呼声日益高涨。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农民鞠洪泽、鞠荣芬（女）等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育龄夫妇发出《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书。该倡议书说："我们这136对夫妻，通过学习党中央的指示，决心听党的话，只生一个孩子，不再生二胎。我们少生一个孩子，就是为四化多做一份贡献。因为，我们个人的幸福是和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