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水浒传》，毛泽东一生都对这本书充满着感情。在新民学会期间，他曾建议学会成员读《水浒传》；红军长征时，他在经过简装清理后，仍在行李中保留了一套《水浒传》；在延安，他看了根据《水浒传》故事改编的评剧《逼上梁山》后，非常高兴，还称赞编导“做了很好的工作”。甚至直到暮年，他仍然十分关心对《水浒传》的评价。

毛泽东还曾经在文章里引用过《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战例，来表述自己的用兵策略。在他那足以与《孙子兵法》媲美的兵书《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兵书集毛泽东兵法之大成）中，毛泽东也曾以《水浒传》中的故事来谈论“战略退却”的问题。他在文章里写道：“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敌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喊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然而毛泽东并不偏废，他以文治武功同时锻炼自己。而此时他所接受的新思想就是康梁的思想，这一思想对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于他后来刚到长沙时，满怀青春激情发表了一个“有些糊涂的政见”，提出建立民国，请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部长。这位火热的青年当时还没有弄清楚孙中山与康梁是水火不相容的两大派别。

但无论如何，东山高等小学堂给毛泽东带来了大大超过韶山冲的各种新知识。秋去春来，东山很快就无法容纳这位少年的远大抱负了。他时常独自一人沿着幽寂的山道，攀上东台山顶，依着七级宝塔，极目远眺，祖国的万里江山在他胸中激荡，他思绪激越，飞到了很远很远……到长沙去！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

长沙是一个有80万人口的省城，地处广州和武汉之间，正好在当时位于新旧文化、东西思想冲突的交点。1911年早春，毛泽东来到了长沙，并顺利地考上了湘乡驻省中学。

据萧三的回忆，长沙的喧闹使毛泽东“兴奋得讲不出话来”。但他很快感受到了湖南的省府长沙是一个反清革命中的先锋城市，同时也是一个繁荣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的政局在这里变化动荡，保皇党和革命党在这里轮番上演，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

毛泽东就是在这儿，在白热化的长沙深深感受到湖南的传奇色彩的。近代湖南，人杰地灵，从曾国藩开始，整个近代的湖南就是武人的故乡和强有力的政治家的摇篮。三湘男儿尤其喜欢铤而走险。一时间在三湘志士中流传着“中国如为德意志，湖南便是普鲁士”的豪语。清代曾国藩在题湘乡东皋书院联时称：“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而今长沙岳麓书院门联仍是二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谭嗣同、黄兴、陈天华、蔡锷、杨度等一大批近代英雄豪杰，形成“楚境一隅，经营天下”之势，因此才有“得湖南者得天下”这一说法。连梁启超也发出如此浩叹：“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引自梁任公《南学会叙》），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也说过：“湘人不倒，华夏不倒。”

而如今又一批不辜负湘楚灵秀之气的青年俊才正在崛起，的确，屈指算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湖南精英若群星集河汉，而精英中的精英当首推毛泽东。

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一度最佩服的人物是曾国藩，这位集文才与武功为一身的曾文正公以他所提倡的“湘学”，的确影响过一代湖南知识分子。连蔡锷也编撰过名噪一时的《曾胡治兵语录》，毛泽东受当时风气的影响，自然也推崇曾氏的“经世治用”之道。毛泽东曾于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三……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俭，其能如彼之完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