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毛泽东讲到自己所指挥的四次败仗，其实严格说来，只是仗打得不够理想，并非什么大失误，据战史来看，这四仗的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高兴圩战斗是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中在江西兴国县进行的，因对敌十九路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和未集中优势兵力，结果猛攻不克，打成对峙，出现了红军一贯避免的消耗战。

南雄战斗即1932年在南雄县（今南雄市）水口圩地区进行的战斗，即使击溃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20个团，但由于兵力又未集中，打成了消耗多而缴获少的击溃仗。

土城之战发生在1935年1月下旬红军一渡赤水之时，中央红军主力同川军郭勋祺部激战受挫，主动撤出战斗，随后不得不改变遵义会议上确定的渡过长江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重新回师黔北。

茅台之战（战史上称为鲁班场战斗）发生在桐梓、遵义作战得胜之后，中央红军又在怀仁（茅台）以南的鲁班场寻歼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结果在3月15日的战斗中作战不利，被迫撤出战斗，随之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三渡赤水。

只能这样说，这个计划在强大敌人的围堵下，本身就不可能实现，只有退向陕甘，蒋才能够放松围堵。

而且毛泽东最早所领导的秋收起义，一开始也是要攻打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当起义部队严重受挫后，他才陡然清醒过来，感觉到党内有些同志老是热衷于城市暴动这条走不通的路。必须改变打法，先去农村，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时毛泽东对根据地已深信无疑了，1928年秋，毛泽东在井冈山对战士们讲话时解释说，根据地之于部队，就像屁股之于人一样。没有根据地或没有屁股，人就无法休息，只得到处乱跑，直到累死。毛泽东以最朴素、生动、形象的语言道出了根据地的真谛，而且使年轻的战士也深懂了“根据地”的重要性。

话说回来，毛泽东作为一名伟大的兵法家，打几次败仗也不算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毛泽东主要是打胜仗，而且用兵如神，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也无人匹敌，他日后不仅成了一个指挥千百万大军的最高统帅，而且还成了一位举世公认的军事理论家。他提出的各种兵法影响过世界范围内的游击战，甚至连美国西点军校也开设了毛泽东的课程。我们知道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集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领导者属凤毛麟角。拿破仑是公认的杰出统帅，但他也只留下一些片断军事格言，并无传世的军事理论著作。另外一些被西方军界视为军事理论家的若尔尼、克劳塞维茨等人，也仅在军中担任幕僚、参谋之类，从未独当一面地指挥过作战。毛泽东却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在战争中形成了他一整套军事理论。

前面提到的“八月失败”，在这次失败之后没有几天，毛泽东满怀大气写下了一首旷世名篇的诗章《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