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队伍像老太婆走路，哪有半点兵贵神速的样子。湘江之战又遭惨败，全军上下要求换帅的情绪达到了顶点。毛泽东躺在担架上施展谋略，决心把极左派“轰”下台；通道会议上，他纵论用兵策略，提出西进方针。刘伯承感叹道：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八万多人的队伍手忙脚乱地出发了。几千名挑夫挑着苏区大量的财物——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器材物质，以及银元、金条、大米、药品、电话设备、甚至大卷的电话线等等。毛泽东称之为：“就像大搬家一样。”斯诺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

毛泽东也走在这支像大象一样慢慢爬行的队伍里，这根本不像行军，却像老太婆走路，这支十分庞大、累赘的队伍往往一个小时走不出半里路，哪里有一点兵贵神速的行动迹象。

博古、李德又把这次战略转移，搞得神秘异常，全军上下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知道外，大家也不知到底去哪里，去干什么。

重大军事行动本来应当保密，但也应有时间和范围上的考虑，不能绝对化。

毛泽东指挥打仗，就不像这样，他从不打糊涂仗，不走糊涂路，对作战行动的基本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方法和要求等，在行动之前的一定时间内，根据各部队不同需要逐级传达明确。毛泽东的这套兵法更有利于打仗。然而现在连他自己都不知博古一伙卖的什么药，反正只能跟着部队走，他只好耐着性子等待他发话的时机。

在长征头三场战斗中，红军没遇到什么困难，便比较顺利地突破了敌人设置的三道封锁线。

然而蒋介石开始醒悟过来了，他看出了红军运动的路线和意图。他发现红军想跨过湘江，与贺龙和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在湘鄂川黔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为了阻止红军渡过湘江，蒋介石陈兵40万于湘江东岸，设下一个长方形的袋状阵势，企图在此与主力红军进行大决战，从而达到歼灭主力红军之目的。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湘南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后来陈云称之为“湘南争论”。

毛泽东出席并参加了这次争论。

长征以来，毛泽东随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一起行动，他有更多的机会与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一起交谈，一路上他做了许多说服工作。这为后来他在遵义会议上重执兵权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湘南争论的核心是红军到底往哪里走。

毛泽东认为应暂时在湘南站住脚，建立新的湘南根据地，因这一带曾经是1928年建立的老根据地，党和群众的基础都好，红军完全能够在这里扎下根来。这一带的地下党和游击队一直坚持斗争，十分活跃。

毛泽东的第二个理由是，红军继续西进，要冒与敌人在湘江岸边决战的危险，等于自投罗网，必将遭受重创。

可是，博古一伙依然听不进毛泽东的用兵之道，也不考虑红军当时的状况和处境，仍主张继续西进，抢渡湘江，然后向北与二、六军团会合。

1934年11月27日发生在湘江之滨的一场大血战开始了。

红军在广西全州以南渡湘江时，使用的是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结果，激战一星期，虽然渡过了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红军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34师和红三军团18团，由于被阻在湘江之东，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部队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而且一直面临国民党大军的追堵，中央红军正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除非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