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尽管功利主义的历史进步论通常认为皇权官僚制帝国要比贵族社会“进步”，但是生活在皇权官僚制下的人们怀念贵族时代的温情（如古儒所谓的“三代盛世”），其实并不难理解。这还是从日常伦理的角度，如果从“精神自由”的角度看那就更是如此。中国先秦、古代希腊与印度列国时代这些从“百家争鸣”中产生的“轴心文明”都是贵族时代的事，到了皇权帝国就要“罢黜百家”了。因此索尔仁尼琴指斥尼康的官方东正教枯燥无味与古儒谴责焚书坑儒一样是很自然的。

至于自由民主时代固然没有专制的暴虐，但“理性异化”形成的“冷冰冰的关系”也会使道德家们怀念温情脉脉的时代。民主时代固然不会“罢黜百家”，但世俗化氛围也会让人怀念旧时的宗教激情。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复古的理想主义”都有存在的土壤。

俄国“新儒家”的特点

然而两相比较，俄罗斯的“旧教”要比中国的“新儒家”势头大得多。这是因为两国的“文化”形成有几大不同：

首先是叔孙通、董仲舒以皇权专制下的“官方儒学”来改造古儒已经两千多年，而尼康在皇权专制下搞“官方东正教”取代“旧教”只是17世纪的事，直到现在旧教的信仰者依然香火很旺。仅此一点就使俄国旧教的遗存力量（所谓分裂教派）大于中国的古儒（“反法之儒”）。

其次，尽管儒是否宗教一直有争论，但即便主张有“儒教”者也承认儒家比“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要世俗化一些。而东正教则是基督教各分支中最少世俗化的。宗教热情（贬义地也可以说是偏执）要比儒家强烈许多。儒家面对逆境只求“穷则独善其身”，而俄国分裂教派的拼死抗争可以说是惨烈惊人。

再次更重要的是：导致中国“罢黜百家”的中央集权化过程（所谓周秦之变）完全是个华夏文化本土内生的过程，而导致尼康宗教改革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化，其几轮大潮都起于外来影响：先是蒙古征服带来的“鞑靼化”，莫斯科大公统一罗斯诸国起初完全是作为蒙古金帳汗代理人狐假虎威的结果，继之尼康统一教权又是打着引进拜占庭希腊礼仪（乃至引进希腊僧侣）排斥本土“旧礼仪”的旗号，最后彼得大帝改革更是一场所谓的“西（欧）化”运动。这样的一种专制集权过程显然容易使民族情绪成为本土反对派的精神动力。索尔仁尼琴可以把反抗极权看成反“西化”保“传统”的事业，然而在中国，从来没人说“秦制”是夷狄强加的，而“西化”似乎只与自由民主有关。

这样，如果说在中国毛泽东所言“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有些夸大其辞，实际上董仲舒以后制度上的“反法之儒”与言论上的“反儒之法”都几乎隐没，而法家化的官方儒学（所谓儒表法里之学）几近“独尊”，那么俄罗斯的“儒法斗争”——分裂教派反对尼康宗教改革的运动则不折不扣地持续了几百年，它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近代化进程，影响着俄罗斯人的心灵，并产生了一种“天生反对派”传统——俄国式的“知识分子”。

如今英语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源出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但在俄语中该词的本意与英语有所不同。按别尔嘉耶夫的说法，“知识分子”就是指那种未必具有高深专业知识、但却坚执思想信念并怀有救世情结的一群人。[ См.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М.,1990.с.17-30.]俄国农民学开创者A. 佛图那托夫甚至说：俄国的“农学家”首先是献身于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他们甚至不一定要受大学教育，只要完成高中学业便足够了。与农民打成一片的精神要比高等教育更为重要。[ 参见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秦晖序：《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这些说法都表明俄国所谓知识分子原来并不包括工程师之类的技术专家，它几乎就是指今天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这个概念，正是在300年的分裂教派运动中形成的。

三、“近卫军”与“彼得”间的徘徊：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困境

“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

俄罗斯文明的早期即所谓基辅罗斯实际上是沿古商道“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形成的一系列城邦，统一时间很短。基辅罗斯虽然从拜占庭接受了东正教，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这种“旧教”的内外部形式与拜占庭的希腊正教有很大差别。在内部它保留了早期东斯拉夫人多神崇拜的许多成分，各地的仪式也不一致，显得很多元化，在外部它尚未建立拜占庭式的政教合一体制，不仅教会独立于王权，教权也并不统一。蒙古征服后的鞑靼化时代，莫斯科大公虽然借助金帳汗的授权开始兼并统一东北罗斯，但蒙古人素有宗教宽容传统，无意支持统一教会。而且在蒙古人未征服的西北地区兴起的诺夫哥罗德并未鞑靼化，它后来发展成强大的诺夫哥罗德商人共和国，由谓彻（城市贵族议会）执政，其体制与邻近波罗的海地区的汉萨同盟诸邦相似，都没有皇权专制。在信仰方面诺夫哥罗德则不同于汉萨同盟，而属于东正教文化圈，但她信仰的也是多元的“旧教”。诺夫哥罗德因此在政教两方面都成为莫斯科统一罗斯过程中的劲敌。

1453年拜占庭沦陷于穆斯林，东正教的中心转移至罗斯地区，同时莫斯科也强大起来，逐渐摆脱金帳汗附庸的地位，又经过长期战争，终于在1478年灭掉诺夫哥罗德，摧毁了那里的谓彻制度。俄国由贵族制（习称等级君主制）向中央集权帝国（习称专制君主制）过渡。1547年伊凡雷帝始称“沙皇”，开始雄心勃勃的大扩张。这一时期东正教也出现“改革”，但与大约同时西欧的“宗教改革”是摆脱教皇控制完全相反，俄罗斯的“宗教改革”是要统一教权。宗教首领提出“第三罗马”理论，即“罗马城是第一罗马，拜占庭是第二罗马，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两个罗马陷落了，第三罗马已经崛起，第四个罗马永远不会有。”所谓第一罗马系指罗马教皇，第二罗马系指拜占庭大牧首，二者都是信仰者心目中的世界宗教统一权威。“第三罗马”当然也是同样意思。莫斯科大牧首既然自命为继罗马教皇和拜占庭大牧首之后的世界宗教领袖，当然不可能允许罗斯内部有其他宗教权威。可见宗教改革与俄国当时的世俗改革一样，是以建立中央集权专制中心为己任的。

到17世纪，俄国的宗教改革进入高潮。尼康大牧首通过希腊僧侣全盘引进希腊礼仪，废除“旧教”原有的斯拉夫多神教痕迹与礼仪多元化现象，统一并强化教权。尼康改革得到沙皇全力支持，尽管尼康后来尾大不掉，被沙皇清除，但是就如我国的商鞅被杀而变法确立一样，1667年宗教会议确立了尼康新教的独尊，只是在尼康的教权统一之上又增加了教权服从皇权的规则，俄国实现了一元化的政教合一。

1667年会议开始了对旧教（官方贬称“分裂派”，旧教徒自称“旧礼仪派”）的大规模镇压。而旧教徒的反抗又与当时俄国的各种矛盾相交织：由于宗教改革与中央集权化相表里，传统贵族（波雅尔）反抗沙皇特辖制与军功贵族（作为中央集权支柱的官僚化贵族），因而很多波雅尔同情旧教，导致波雅尔“叛乱”与同情波雅尔的宫廷事变的发生，例如彼得大帝时的近卫军“叛变”、皇太子被杀都有旧教背景。由于俄国的农奴化过程也是这一时期同步进行的，许多不愿为奴的逃亡农民都是旧教徒，俄国这一时期集中发生的三次“农民战争”，包括著名的普加乔夫、斯捷潘. 拉辛等实际上都是旧教徒分裂运动的另一形式。大规模镇压导致旧教徒四处流亡，因此当时俄国的“盲流”与抓捕“盲流”的“禁止流浪法”也有宗教冲突背景。许多旧教徒逃亡后无法务农，只能到处做买卖糊口，由此导致后来俄国工商业者中旧教徒比例高达65%，旧教因此被一些学者看成“商人的信仰”，也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反对派商人”。

但是分裂派运动影响最大的是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为生命，而且常常是有些“偏执”地与官方意识形态及官方权力对着干的思想者群体，即“知识分子”。分裂派运动是知识分子前史，它本身不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但无疑宗教反对派两个半世纪的反抗运动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形成、特点、思维方式、行动准则、都打上了明显的烙印。当代东正教神学家叶夫多基莫夫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是从一种独特的宗教式的源泉中汲取营养——分裂运动，18世纪的反教会潮流、19世纪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20世纪的革命运动似乎都只有从这独特的源泉出发才能理解，“这些多样的甚至变质的形式表达了对绝对者的永恒的牢固的渴望以及纯粹是神秘本性的灵感”。[ 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1年，28页。]许多知识分子即便并非旧教徒，甚至是无神论者，也同情于分裂派。普希金、莱蒙托夫这样的文学家、巡回画派大师苏里科夫等人都是如此。有人说：在当时状况下，“渴求精神生活的人们，可惜只有一条路：分裂运动，”[ 参见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337页。]无神论者普列汉诺夫称之为“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它以“教权主义”和宗教民主为其出发点。“俄国的宗教运动虽不完善、也不正确、比较狭隘，但却是一种特殊的人民自我教育机制”。[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355页。]赫尔岑说，“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这是一种俄国式的思维。[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