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这种比喻来反对那些“肆意指责”沙皇制度的人，别林斯基的这种“与现实调和”思想曾得到赫尔岑和格拉诺夫斯基等贵族思想家强烈批评。

“革命的雅各宾党人”

如何变成伊凡雷帝的崇拜者

在第二阶段别林斯基突变成为“革命的雅各宾党人”。从1840年开始中间没有什么过渡，别林斯基突然变得“不顺从现实了”。在1840年10月4日他给波特金的信中说：“我诅咒我和可恶的现实调和的卑鄙意图，现在在我看来，人类的个性高于历史，高于社会、高于人类，这是时代的思想和思维！我的天，如果想一想我遭遇了什么，我患了热病还是疯病，——我简直像大病初愈的人”。[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1.с.556.]他说：“你知道我的性格，它是永恒的处在极端之中，我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极端之中，——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它对于我来说是思想的思想，信仰和知识的起点和终点，它吞没了历史、宗教、哲学，因此我现在是依靠它来说明我的”，[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2.с.66.]他开始痛恨和诅咒自己早期的论文《鲍罗季诺战役周年祭》。他以前所崇拜的黑格尔已经被他称作“哲学笨蛋”了。从40年代开始他走向了社会主义，高调否定丑恶的现实。用他自己的话说，对“社会制度疯狂的仇恨”[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1.с.385.]对于“抽象的社会理想”的向往构成了他的思想是发展当中极为重要的一页，他说，“除了英雄主义我轻视一切”，“以前我也尽可能的接受美学的某些结果”，但是现实的一切使他感到愤慨。别林斯基一改他先前的“与现实讲和”主张而到处发表激烈的言论，他的世界观向唯物主义和虚无主义方向发展，社会主义成了他“思想中的思想”，这位“现实的顺从”论的倡导者脱离了对“现实的粉饰”，突变成为激进主义者，“恐怖”一词经常出现在他与朋友的通信中——他说“恐怖就是对生活的最好盛宴”。

他的那句至理名言以后屡次被“民主派”多次重复：“在我心中起了一种邪恶，凶猛狂热的爱自由爱独立的情绪，……我了解了马拉对自由之血的爱好，了解他为什么热烈地恨恶一切想剥夺人类自由的东西，我开始学马拉那样热爱人类，为了使人类的极小一部分得到幸福，我就不妨用火与剑来歼灭其余的部分”。[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2.с.52.] 1847年他在写给波特金的信中说：“让形而上学见鬼吧，这个词意味的是超自然之物，也就是一种胡说八道，让我们把科学从幻想、先验主义和神学之下解放出来”。[ БелинскийВ.Г.Избран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2.М.,1948.с.529.]他提出，行动大于思想：“没有斗争就没有功绩，没有功绩就默默无闻，而没有行动就没有生活”。[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с.318.]他说，社会主义要在地球上建立，不能依靠空想和好心肠人的甜言蜜语，要依靠雅各宾党人的“断头台”。 “如果认为不实现暴力，不经过流血，时间就会自然使之实现的，那就太可笑了。同大多数人所受的痛苦相比，成千上万的人流血又算得了什么？”[ 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118页。]他当时很多警句被后来的60年代人广为传播，比如“没有行动就没有生活”，“我们不要研究历史只要创造历史”，“俄罗斯民族精神应当受到外来刺激”，别林斯基的名字成为了激进主义的代名词。文革期间，我也多次把这些话抄在笔记本上，甚至运用到“大字报”语言中。

这时别林斯基不但思想激进，同时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一方面他大力强调为了“大我而否定小我”，他说：“否认自己吧，控制你的自我主义吧；嘲笑你那自私的‘我’吧；为别人的快乐而存在；为着你的邻人而牺牲；为着你的国家及人类的幸福而牺牲……这永生只有毁灭你的‘我’才能实现”。[ 转引自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宣林出版社1999年，278页。]另外他又极端自负的要求“精英教化群氓”，不断贩卖“灌输论”，他说，人们是如此的愚钝，以至于需要用暴力把他们引向幸福，如果我是沙皇，我就将为了正义而当暴君。他在面对贵族的时候，便强调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正义感和优先权，号召我们要从崇拜上帝转变到崇拜人民，雅各宾党疯狂杀人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被屠杀的人不属于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他们认为，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他们必须屠杀那些人民的敌人。而在面对民众的时候又采用英雄领导群氓的理论，因为人民比上帝更抽象，当别林斯基以伟大的使命感认为自己代表人民的时候，他就有了独裁的资格，他自信自己是人民主权的代表，更自信具有指认谁是“人民的敌人”的评判资格。

别尔嘉耶夫认为：“通过别林斯基，可以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形成的内部动因，这个动因首先应该从对生活中的恶、不幸和苦难的激烈的愤怒中去寻找，他看到了具体的人遭受苦难，他要证明人的价值和生活的权利，他的目标是为了具体的人，而在争取这个过程中个人又被整体和社会淹没，一个人只有通过革命建立新的社会才能获得新生，而这个行为需要社会的多数——人民——进行激进的改革，”这个变革过程导致了对个人的遗忘，社会问题具有个人问题之上，革命推翻压迫个人的“共性整体”后又以新的“共性整体”凌驾于个人之上，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它“。[ 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50、45-47页。]这时别林斯基已经具有了俄国激进主义所特有的教派信徒的精神特征，平民知识分子和苦修教徒相遇，严酷的禁欲主义的创伤，双重的心理苦难在折射中变形了，成为一种病态的积极动力。他虽然在40年代人的群体里，但他与这个群体共性明显的存在差异。以赫尔岑为例，可以看出，赫尔岑尽管也具有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但总体上他是一个40年代人、是一个有文化的俄罗斯贵族，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怀疑论者，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就轻蔑地评论赫尔岑说，他仍然是一个沉湎于幻想的40年代的贵族，他只能在沙龙里同他自己相同出身的人争论，而别林斯基就大不同了，他是以战士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然而到了他生命的最晚期，他又突变到了第三个阶段：崇拜彼得大帝和强权政治。用别林斯基的一句话可以概括，那就是“俄国需要一个新的彼得大帝”。纵观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轨迹，虽然跳跃性很大，但是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那就是离不开权力。从热衷于强调对现实的“妥协”，到与现实开战，从对黑格尔的崇拜到向黑格尔的告别，从强调俄国特殊论到转向研究社会主义，貌似变化很大，但贯穿其中“权力主线”始终存在，只是强调的程度不同罢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只持续了几年，在40年代的后半期，他又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甚至完全和它“诀别”了[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535页]。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不断重复强调希望在俄国再出现一个新的彼得大帝，拥抱彼得大帝是别林斯基生命最后阶段一个显著特点。他说：“所有民族的皇帝都是依靠过去、依靠传说来教育自己的民族的，”彼得一世却独树一帜地使俄国摆脱了过去。[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1.с.148.]“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只有肉体，彼得给肉体注入了活的灵魂”。[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5.с.159.]“俄国民族的精神应当受到来自外部的刺激”。[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5.с.64.]在别林斯基临去世前他不断地强调：“俄国现在需要新的彼得大帝，俄国需要有一个非常憎恨我们‘现实’的沙皇”，“俄国的发展应当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也就是说，我国一切进步的东西都是由于政府的提倡而不是由于人民的倡议而出现的”。[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8.с.395.]“彼得是巨人中的巨人，天才中的天才，沙皇中的沙皇”。[ 索洛维约夫等：《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66页。]别林斯基从彼得大帝的强制性中看出，如果没有强制推行任何改革都是无法实现的，彼得的铁腕为从根本上改变现实创造了条件。在这一点上说，别林斯基的确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先驱，是列宁主义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