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十月十七日宣言》后，民间积极性更加高涨，全国涌现出100多个政党，这些政党代表了各个阶级的利益，其中君主主义的政党有4个；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组织有38个；由地方自治派组成的“全俄协会联合会”属于中间派政党，在“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协会”[ 1903年11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宪政自治运动秘密团体，参加者多为知识精英、城市中产阶级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地主。]的基础上成立的“立宪民主党”是中间偏左的政党，它们给自己的定位是“非阶级的”、符合“俄罗斯知识分子情绪”的政党，是“民主法制派”的倡导者；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政党有45个，其中最大的社会革命党到1917年时发展成为拥有100万党员的第一大党，以及代表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组织16个，那些原来蛰伏于地下的革命政党都纷纷亮出旗号，成为可以利用杜马讲坛的公开活动者。

1917年2月：再度成为革命的合作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给本来就腐朽不堪、只体现“警察职能”的国家机构带来深重的负担和巨大的压力，在和平年代极端反感自治局“蚕食”政府权力的“官本位制”的政府行政机关这时不得不向自治局求助，已经承担了相当部分政府职能的地方自治机构趁势“坐大”，成为俄国名正言顺的“真正政府”，它们利用自己广泛地动员能力为前线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保障，在积极为战争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利用这个难得的扩展机会，乘机与政府“抢夺天下”进而取而代之。他们向政府施压，而且越来越超越临时范畴而具有长远目标，有的人已经看出自治局已经不是在“帮助”政府，而是在越来越明显的具有“夺取”政府的性质了，他们是在为国担忧的外衣掩盖下，真正的目的想取而代之。“两个联合会”向全国发布命令从来都不请示政府，它藐视政府的态度昭然若揭，当时一个著名的口号是“谁善于工作，谁才是国家的主人”，地方自治机构只要停止前线的供给、中断后方的服务，俄国便会天下大乱，媒体上已经有人呼吁，敦促政府把政权交给“两个联合会”，否则毫无出路，因此自治局联合会与城市联盟被人们誉为俄国在一战中的“中流砥柱”。[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и обществов России1914-1917гг.(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 документов)М.,2000.с.118-132.]

一战期间坊间里都知道，俄罗斯没有政府，两个联合会才是“第一政府”，它完全具有了取代政府的资本。皇后在给沙皇的信中说，这两个联合会（地方自治局联盟和城市联合会）令人无法容忍，他们恣意妄为超越本分，给正在打仗的国家带来混乱，现在又非分插手国家的管理。对政府来讲，它这时已经名存实亡，但更不幸的是，它的怯弱之处在于，虽然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重症肌无力”，但还不敢公开宣称“大权旁落”，一来怕沙皇怪罪，二来怕真的弄假成真，进一步加速自己的威信扫地。在战争时期两个联合会及时提出很多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建议，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成立合法的工会、成立全俄性的民间组织，如在1905年革命中的最有影响的工人组织——“彼得堡企业工人大会”就是1904年在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倡议下组成的，以至于到后来沙皇意识到“自治机构将成为瓦解专制体制的心腹大患”时，“第三种力量”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虽然这些“实证主义者”在其社会活动阶段不问主义，多干实事，但自治局工作者当中具有“左派的革命情结”的“长裤党”并不在少数，他们进入“第三种人”的行列实属无奈，本来就有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成分，一旦情况允许他们便要超越原来的“渐进”设定和不拘泥于“小事原则”，要表现出“激进和革命”的本能，随时准备完成“70年代人”没有完成的理想。19世纪末自由主义活动家彼得罗凯维奇和自由派记者在莫斯科召开有40人参加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会上就有人提议建立秘密组织与沙皇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地方自治机关中的自由主义者成立了“反对派同盟”，该组织后来改称为“地方联合会”。他们在国外所办的《自由言论》杂志成为地方联合会的机关刊物[ 该杂志发行时间很短，后很快夭折。]。实际上这时“第三种人”的行动已经成为反沙皇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

对体制内保守势力和不思改革的失望导致自由主义发生了变化，原来一些属于自由主义温和派人士，到20世纪初逐渐激进起来。比如“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契切林原来一直具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而受到革命派的谴责，可是就在他临去世前的一段时期，就连《俄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都称他从“强有力政权的支持者”变为了“俄国专制主义和特权阶层不调和的敌人”。贵族联合会到1916年由于战争的失败也对沙皇采取反对的立场，尼古拉二世认为，即便是在宫廷内他的周围只剩下一批革命者，他甚至把康尼斯坦丁大公、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和奥尔登堡斯基亲王、叶连娜·巴甫洛夫娜大公夫人都称之为“革命者”。[ Троицкий Н.А. (ред)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Саратов .，1991.Вып.14.с122-136.]

1901-1911年这十年间因恐怖活动被杀的有1·7万人，其中有大部分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在政治上“第三种知识分子”与“革命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和行为方式上的不认同，但是他们始终把对方看成是同盟者，例如自由派学者在1883-1902年曾负责管理大臣委员会事务的库洛姆金就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和革命者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对抗”。[ Трицкий Н.А. Царский суды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и .Саратов.,1978. с270.]他们尽可能地在政治诉讼中为“革命党人”提供保护，拒绝在杜马讲坛上谴责其行为。由于城市杜马的“左倾化”，它“被一种易怒的、缺乏忍耐力的政党政治的氛围所笼罩，并预示经常性斗争的不可避免”。[ ОльденбургС.С.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Ⅱ.М.,1991.с.33.]战争过程中政府机构的无作为，反对派利用一切机会鞭笞皇权政府，使其合法性丧失殆尽，最终导致了二月革命的爆发。

1917年二月革命后“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曾有过几个月的最辉煌时期。地方自治联合会主席李沃夫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原来沙皇政府省、县两级官员因为沙皇时期的“政治污点”被民众所抛弃，地方自治局由于半个世纪的基层工作经验的“实践积累”，赢得良好口碑和“人脉”资源，很快成为组织性最好、最有基础的政府人选。他们一套人马两个招牌，以民间自治机构的名义担负起了政府工作的重担，成为各地实际上的临时政府。自治局人士欢呼“迂回道路”、“曲线救国”终获成功，他们顺理成章、兵不血刃地从沙皇政府中接管了政权，半个世纪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

自治机构在二月革命后立即进行了民主改革。3月2日革命成功，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成立，3月3日自治局工作者就在发表的第一份宣言中称，要以“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市杜马和地方自治会的选举”，为此后进行的全俄“立宪会议选举”进行实际操练。很快选举工作就在43个省、456个县、9305个乡大力展开。在最后选出的30万个乡议员中，社会革命党控制的农民代表占了绝大多数。乡自治会选举后又进行了县、省的自治会选举，全国共选出23551名县议员，构建起了完善的民主地方权力基层组织。3月5日临时政府正式宣布，各省县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是临时政府委任的全权代表，统管地方事务。这样，主要由“第三种知识分子”主导的地方自治机构就正式成为了新生的民主俄罗斯的基层政权。

从“不够民主”到因“民主“获罪：

自治局工作者的厄运

但是好景不长，布尔什维克的崛起很快结束了地方自治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