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论争焦点已非波兰尼写作时的重点。如前所述，只有冥顽对立的死硬派，才会坚持完全自律的经济体，或是认定政府应全面控制经济。每个人都知道市场拥有巨大的力量，但也会注意到其局限。但即便如此，不同经济学者间的观点仍有极大差异。诚然，其中有些学者虚伪且易辨识，就像那些依照意识形态或特殊利益的需求，而自诩为真正的经济科学者及优良的政策者的那些人。最近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财政部在发展中国家所推动的金融及资本市场自由化，正是这种例子。当然，许多国家的一些管制法规，既不能加强其金融体制，也对其经济成长无助，自然应予废除。这毋庸置疑。但即便在最近金融风暴发生前，已有众多迹象显示这种自由化的措施，会给各国带来巨大风险，且将贫民推上风头浪尖；而且这种自由化必能带来成长的证据，却微不足道。但这些“自由市场学者”（free marketers）却更进一步要求发展中国家遵循他们的建议，进而造成近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灾难性后果。另外一些议题似乎也难有定论。如自由化的国际贸易可让一个国家发挥其相对优势，以增加平均国民收入，但也可能招致一些人失去工作。然而，在失业率攀高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因贸易自由化所导致的裁员，明显大于其增加的工作机会。这个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动的改革方案中尤其可见端倪：它结合贸易自由化，加上高利率，使得创造新工作机会及发展新兴企业难上加难。没有人会相信，把低生产率工作的工人弄成失业，能够减低贫穷或提升国家收入。服膺于自由市场的人坚信一种塞氏法规［Say’s Law，或称市场法（Law of Market），出自法国经济学者及商人Jean-Baptiste Say（1767-1832）。——译者注］，即增加劳工供应时，就会自然产生其对其工作的需求。对依赖低工资的资本家而言，高失业率倒是对他们有利，如此就能施压、降低劳工工资。但对经济学者而言，失业工人正足以证明经济失调，在许多国家中我们都可以见到种种这类失调的充分证据。有些自律性市场的吹鼓手将这种失调归咎于政府。不论其论点正确与否，这个自律经济的神话，早已名存实亡。

波兰尼曾指出自律经济的另一个缺陷，最近又被重新提出讨论。它涉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济体制或其改革如何影响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虽则本书论及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已日趋明显，但如今我们使用的语汇却已多有改变，如吾人今日讨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我们理解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所面临的长期失业、持续的高度分配不均、贫困脏乱遍地等现象，对社会和谐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以及引发暴力高升。我们也认知到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措施及其速度，侵蚀其社会关系、破坏社会资本，甚至引发俄罗斯黑手党及其霸权的兴起。我们也理会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度尼西亚正值工资下跌、失业率上升之际，取消对粮食的补贴，加上该国原有的特殊历史考虑，自然可预期造成政治与社会动乱。上述几个例子中，经济政策导致原有社会关系（虽然原本可能已极为脆弱）的破裂，而破裂的社会关系也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投资者担心将资金投入到社会关系紧张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也会将资金移出，产生负面的连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