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英国与欧洲大陆在工业化过程中相隔半个世纪的话，在建立国家之统一这一点上，两者的差距更大。直到19世纪后半叶，意大利与德意志才完成国家的统一，一些东欧小国则在更晚才达成统一，而这在英国已经是几个世纪之前就完成了的。在这些建国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更增长了他们的政治经验。在工业时代，这种过程自然包含社会政策在内。俾斯麦经由一个社会立法的划时代计划来统一第二帝国。意大利的统一则由于铁路国有化而加速。在种族大杂烩的奥匈帝国，皇家本身不断呼吁工人阶级支持中央集权与帝国的统一。在这些地区，社会主义政党与工会也经由他们对立法机构的影响，找出许多有利于产业工人的空隙。

唯物论的偏见模糊了工人阶级问题的轮廓。英国的作家不能理解：何以早期资本主义在兰开夏郡的情况会给欧洲大陆的观察者如此恶劣的印象。他们指出，在中欧许多纺织工人的生活水平比早期英国工人更低，而且他们的工作环境与他们在英国的伙伴们所面临的一样差。但是这样的一种比较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区别：工业生产提高了欧洲大陆工人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地位，而在英国工人的地位则下降了。欧洲大陆的工人没有经历过斯皮纳姆兰制时期之可耻的赤贫化，他们的经验中也没有类似《新济贫法》的煎熬。他们从农奴变为——或者说高升为——工厂工人，而且很快就有了投票权并参加了工会。因此，他们得以避免像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接踵而来的那种文化灾难。此外，欧洲大陆是在新的生产技术之适应已经变成可能时工业化的，这得感谢英国社会保护之方法的仿效。

欧洲大陆之工人所需要的保护并不是以工业革命之冲击——在社会意义上，在欧洲大陆并没有这个问题——为背景的，而是针对工厂的一般状况与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他们主要是借立法之助来达成目的，而英国的工人则比较依赖志愿性的组织——工会——以及工会独占工人的力量来达到相同的目标。相形之下，欧洲大陆的社会保险就比英国更早实行。其差别可以从欧洲大陆之政治的转向与劳动群众较早得到投票权这两方面来加以解释。虽然经济上之强制性的保护与志愿性的保护——也就是立法与工会运动——两者之间的差异易于被高估，但这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欧洲大陆，工会是工人阶级之政党的产品；在英国，政党却是工会的产物。在欧洲大陆的工会主义多少有社会主义的色彩，在英国，即使政治上之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工会运动的。因而，英国的全民投票加强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在欧洲大陆却时而有相反的结果。皮特与皮尔（Sir Robert Peel，1788-1850）、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与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等人的疑惧——民众政府包含着对经济体制的威胁——是在欧洲大陆，而不是在英国，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