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天笑与梅兰芳熟稔，他写的小说，被梅兰芳改编成《一缕麻》公演，即可证。他写梅兰芳，无意纠缠对梅兰芳的褒贬，旨在展示清末民初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

上海对梅兰芳的追捧，甚至胜过北京。闻知包天笑要写一部关于梅兰芳的小说，沪上著名捧梅者赵叔雍和文公达双双登门见包天笑。待听完包天笑说清小说旨趣，方满意作揖而去。鉴于捧梅者的压力和与梅兰芳的友谊所系，包氏的《留芳记》中，比起书中的隆裕太后、袁世凯、黎元洪、汪精卫诸人的鲜活，梅兰芳变得拘谨而无生气，干瘪而少血肉，是包天笑始料不及的。

《留芳记》出书后，包天笑即刻捧书到老朋友胡适寓所请教，胡适读后，当着包天笑的面很不客气地说：

“我知道你写这小说很费力，我敢批评你五个字，‘费力不讨好’。恕我真言。”

被胡适兜头泼了冷水，包天笑非常失望。有趣的是七十多年后，《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有篇栾梅健的文章《不应遗忘的优秀长篇小说》，断言说，《留芳记》“这部花费了作者很多精力用心创作的长篇小说，仍然是包天笑创作中最成熟的部分，也是我国现代通俗文学中最为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之一”。

“诗无达诂”，小说也然。平心而论，《留芳记》是很有价值的小说文本。也是洗清被人揶揄构陷为“鸳鸯蝴蝶派”不白之冤的有力证明。

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留芳记》，都是以民国初年梅兰芳为题材的，彰显市民阶层审美趣味，体现“五四”前后新旧雅俗嬗变、融合的不俗的小说。

包天笑是个无党无派的旧式文人，撰文、交友、聚会、饮宴、吃茶、打牌、听戏是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前面讲过，包天笑五十岁时，曾在上海组织一同庚会，名曰“丙子同庚会”，上海文坛的穆藕初、林康侯等皆是会员，加上光绪丙子年生人者计七十余位。其中二十余位意气相投者再开“千龄会”，无非找个由头，在一起聚一下，吃顿美味佳肴而已。包天笑的老朋友梅兰芳、吴湖帆等京剧名角，凡生于1894年者，即可入“甲午同庚会”。

此外，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夏丏尊等新派文人更是每周聚餐一次，将上海的有名的酒楼一一扫荡。茅盾身边文学青年很多，为了团结这些文学青年并交流文界信息，茅盾找冯雪峰商议后，也搞了个聚餐会，因每周一聚会，定名“月曜会”。考虑青年作家经济不宽裕，就用撇兰方法凑份子钱，根据会餐人数，画兰草一丛，根部遮住注明钱数，为四角、五角、六角。然后各选兰叶，即可知自己该交多少。最后钱交到东家茅盾处。钱有限，只能到中等饭庄就餐。饭菜标准不高。但大家依然高高兴兴，乐此不疲，每会餐必到。

鲁迅总是三两人下馆子，多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请客或开明书店掌柜章锡琛设宴。有一次，章锡琛在上海共乐春饭店宴请鲁迅与许广平，作陪的有叶圣陶、胡愈之、赵景深等人。席间赵景深还自告奋勇，表演单口相声《一个忘了戏词的人》助兴。鲁迅不喜听京戏，多次嘲讽梅兰芳，却极爱看美国电影，对相声反响如何不得而知。

比较而言，包天笑、周瘦鹃不仅喜饮宴，而且都是美食家，深谙饮食之道。陆文夫曾因小说《美食家》蜚声文坛。《美食家》里就有他的同乡和老师周瘦鹃的影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苏州文联的周瘦鹃和陆文夫诸人，就继承了沪上文人聚会的雅好，每月定期聚餐。馆子由周瘦鹃定，菜事先由周瘦鹃选好，连饭店的厨师也由他选定。聚餐那天，细细品尝之后，厨师在一旁恭听客人的点评。周瘦鹃只要说还可以，那厨师便像拿了红包一般欢天喜地。得到苏州城美食家的好评，那可是极荣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