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论战，硝烟弥漫。双方都以握有真理自诩，以所谓“革命文学”观批判对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双方都未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场缺乏真正革命理论支撑的论战自然演变成一场是非难辨的混战。肆意残酷的恶意，百无禁忌的侮辱贯穿其间。严肃的讨论，不管多么苛刻，措辞多么严厉，都能够带来启迪，令人接受和反思，而胡搅蛮缠的“战斗”，无论赋予多么崇高的名义，说得多么冠冕堂皇，最后只能暴露狂妄丑陋和别有用心，且伤害了别人。

作家，特别是关注社会的作家，都会在自己作品的叙述中表现自己的政治情怀。但是这场论争，与文学创作是分裂的。创作者不知为何创作，批评者也没明白为何批评、用什么理论批评，于是这场争论以其昏昏，也使人昏昏。

创造社是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郭沫若是主要发起人。1923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国，继此前创刊的《创造》季刊，他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合办了《创造周刊》和《创造日》。创造社当时受苏联以“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自居的彼烈威尔泽夫彻底否定高尔基的影响，同时受到日本福本主义搞的“理论斗争”与“净化意识”“分离结合”运动的影响，再加上创造社一些人一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作祟，都狂妄自诩是真正的“革命文学家”。1928年1月，郭沫若以笔名麦克昂在《创造月刊》上发表《英雄树》一文，首次提出要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便是一例。这种错误的文学观，导致将鲁迅当作主要批判对象，以鲁迅为牺牲来祭“无产阶级”的帅旗。钱杏邨写《死去了的阿Q时代》，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滥废的无意义和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则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是“法西斯蒂”。

这年12月21日，刚到上海不久的鲁迅应邀到暨南大学演讲，题目是《文学与政治的歧途》。这次演讲是该校文学社团“秋野社”主办的。鲁迅演讲的内容，由章铁民记录，发表在次年1月的《秋野》第三期。而到鲁迅府上请他演讲的，是鲁迅在北京就认识的当时已是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的章衣萍。鲁迅日记中记载曰：“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文学与政治的歧途》演说中，鲁迅阐述了自己对“革命文学”的认识。这是这次文学论争的一部分。

1928年2月，创造社与鲁迅论战正酣时，在北伐战争开始后的1927年春主持北伐革命军政治部日常工作的郭沫若，因为写了一篇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迫于蒋介石的严令通缉，举家再度赴日，开始了在日本刑士和警察的双重监视下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他的走，并未影响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批判的火力。因为他以麦克昂笔名写的《桌子的跳舞》中，留下“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的判断，已将批判的战火，烧到大多数文学家的身上，这场批判“任重道远”啊。

1928年，共产党员蒋光赤与钱杏邨、孟超等人组织了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后蒋光赤又先后主编《新流月报》《拓荒者》等。声称“提倡革命文艺，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的工作”（《太阳月刊》停刊号《停刊宣言》，192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