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5)

毛泽东读古典名著 作者:完颜亮


毛泽东自己解说过二者的异同。二者本质的不同在于,“劫富济贫”只重视分配关系的改变;“打土豪,分田地”,则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二者的共同之处,他说:“那时的豪杰打劫,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们的口号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他们有充足理由。给蔡太师祝寿的财礼,就是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

平等精神有助于革命力量的号召和凝聚,有助于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是十分显然的。但由于“分田地”紧跟其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自然就与宋江的上梁山造反截然不同了。团结大多数农民,发展生产,以作持久之计在内。从根本上代表并且实现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也为根据地的存在打下了经济基础。这一点,宋江等人是做不到的。

“逼上梁山”,是毛泽东对《水浒传》中包含道理的解说,也是他促成中国共产党转变革命斗争路线方针很有说服力的材料。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继续执行在苏联代表左右下的陈独秀推行的“右倾”方针,肯定不行了,因此,中共中央开会解除了陈独秀的职务。但共产党今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大多数共产党人还是心中无数。在这种情况下,善于从《水浒传》中汲取智慧的毛泽东却有了主张,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上山”的主张。

“上山”就是学《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跑到有险可据的山上去建立根据地。从形式上看,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人面临的形势,有点儿类似《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处境。梁山好汉也是要反抗、造反的,但他们相对于统治者来说,处于极端弱势。在多次挫折中,他们找到了好办法,这就是上梁山。梁山泊是个好去处,有险可据,在这里,进可攻,退可守,可以休整队伍,因此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快活去处”。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武装反抗国民党,是多数共产党人的共识。可是,几个地方发生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都失利了,今后怎么办?很少有人提出好主张。毛泽东此时提出要学梁山好汉“上山”。这无疑是个好主意。尽管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确定要上哪个山,但“上山”已经是他心中的一个方向。这一主张被当时许多共产党人所接受,并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力量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

后来,毛泽东果然率领一部分红军队伍上了井冈山,据险粉碎敌人多次“围剿”,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并由此出发,使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革命力量不仅得以保存,而且不断发展起来。这个过程,简直与《水浒传》中的情节如出一辙。如果不是毛泽东从《水浒传》中汲取智慧,在关键时期结合革命实情提出正确主张,中国革命的历史可能要走更多弯路。毛泽东不仅由衷赞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更赞赏梁山好汉占据梁山的壮举。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对薄一波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率得很好。”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水浒传》好汉上梁山对于毛泽东的影响。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毛泽东也曾以《水浒传》作比喻,挑战苏共的领导权威,他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洪太尉揭开石板放出一百零八个妖魔,天下大乱了。而一百零八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我们四个人都是,我们常委都是,我们中央都是。不过我们常委里没有直接跟赫鲁晓夫交锋的人还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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