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中央政府权力结构的前后变化可以看出，专制主义皇权制度本身具有无法避免的弊病。中央集权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分配的问题，如皇权至高无上，中央集权就变成了皇帝独擅权势，就成为君主专制制度。即使是很有作为的皇帝，权力过分集中和膨胀，也难免决策错误。武帝晚年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又迷信鬼神，挥霍无度，极大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引起各地农民强烈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武帝不得不检讨自己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错误，晚年放弃在西域轮台实行屯田，并下了一个诏令，后代称之为“轮台罪己诏”，他在诏书里强调，当今之务是要“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就是在政策上、法律上要缓和，不要乱摊派，乱征税，把以农为本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以明休息，思富养民”，在政策上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避免了重蹈秦朝灭亡的命运。

皇权至高无上，但是皇帝不可能单独一个人来行使这种权力，必须依靠自己能够信任的集团和一定的权力结构进行统治。外戚和宦官之所以能够掌握朝廷大权，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就是倚仗封建专制主义皇权作为靠山。当他们翦除异己、势力强大之后，往往又成为架空皇权、削弱皇权的力量。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种悖论，也是封建专制政权难以克服的痼疾。西汉中后期，朝政开始衰败，元、成、哀、平四个皇帝中，成、哀、平三个皇帝都是年少继位，由母后临朝，造成了外戚和宦官两个集团争权夺利和轮流执政的局面。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以太后听政，最终导致王莽篡位，改建新朝。东汉和帝时，窦太后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刺史、郡守、县令多出其门，窦氏家族的奴客依仗权势为非作歹，强夺财货，欺略妇女，以至于商人如避寇仇，都不敢上市了。顺帝到桓帝的20多年间，外戚梁商、梁冀父子相继掌握政权，《后汉书·梁冀列传》记载：“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年少的质帝，不满梁冀专权，只因说梁冀是个跋扈将军，就被梁冀下毒害死。桓帝时，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个宦官合谋消灭了梁氏的势力，从此，朝政的权力完全转移到宦官集团手里。宦官当权也是一样，兄弟、亲戚都是宰州临郡，纷纷到地方做官，残害百姓，无恶不作。灵帝依靠宦官张让、赵忠聚敛钱财，自己还经常公开讲，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把两个宦官当做父母。桓帝、灵帝时期，一些正直的官僚和太学生，对宦官把持朝政十分不满，士人之间形成一种“清议”，拥戴李膺、陈蕃这些官僚攻击宦官，结果被宦官诬告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有的被捕杀害，有的被禁锢终身，即一生不许做官，这就是东汉末年有名的“党锢之祸”。直到黄巾起义以后，东汉朝廷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才宣布赦免并起用党人。宦官集团能够假借皇权制造党锢事件，充分说明专制政治的绝对权力会产生政治的绝对腐败这个真理。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成分，秦汉帝国特别重视对军队的控制。九卿中的卫尉率领南军，负责宫殿的警卫。同是九卿的中尉率领北军，负责京城的警卫。南北军是西汉主要的军队，警卫的重点一是京城，二是皇宫。北军的数量比南军多，因此控制北军比控制南军更重要，控制京城比控制皇宫更重要。西汉初年，吕后的侄子密谋夺取政权，首先就是部署控制南军和北军。但是，拥护刘氏宗室的大臣陈平、周勃先行一步。周勃得到了掌管兵符的官员的帮助，拿到了调兵的符节，诈称奉皇帝之命，直接进入北军大营内控制了北军，然后又派兵强行进入皇宫，把诸吕一网打尽，平定了这场叛乱。之后，迎立代王为文帝。可见，军权、财权、用人权是封建国家最重要的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