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因为李陵的事情触犯了汉武帝，后来受腐刑，但是他最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和传记文学巨著。鲁迅对司马迁有非常高的评价，他在《汉文学史纲要》里对司马迁的生平和著述有一个介绍。在该书的第九篇《武帝时文术之盛》中称：“武帝有雄才大略，而颇尚儒术。”“文学之士，在武帝左右者亦甚众。”在该书的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他有一段很精彩的话：“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是说汉武帝时代的文人作赋作得最好的是司马相如，写散文写得最好的是司马迁，但是他们两个人，一个生活寂寥，很悲苦，很冷清；一个受了刑。杰出的文人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个性，不愿意迎合强有力的帝王的倾向，所以，他们的境遇往往不如平庸的文人。鲁迅的这段话，说明他注意到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历代共有的现象。

郭沫若1958年春在司马迁的故居写了这样的诗句：“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说他的文化贡献可以和孔子相当。

司马迁在给任少卿的信里说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还有一句名言：“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意思是说回顾历史，有地位的人，有钱的人当时非常显赫，但是在历史上我们看不到有多少痕迹，他们都被历史的记忆所淹没了，这样的人多得很。只有志向非常的人，才智非常的人，贡献非常的人，在其他方面不一定是富贵之人，却可以在历史上留下姓名来。这也体现出司马迁清醒的历史观和人才观。

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史家李长之（1910—1978），在他所著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讲道：司马迁这个人物的出现、他的名著《史记》的问世，都是和汉武帝有密切关系的。“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有许多相似处，而且太相似了！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士多德。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所以，我们要讲汉武帝时代的时候，一定要说到司马迁。他还写道：“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汉武帝的人格是相当复杂的，而司马迁的内心宝藏也是无穷无尽！”李长之还有一段话我是非常赞同的，他说汉武帝和司马迁所共有的“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当时一个时代的共同的文化情调”，那么留下来文字的记录，留下来我们今天还可以把读，还可以赏玩，还可以体会的，就是司马迁的这部书，它是当时我们这个民族时代精神的结晶。

汉武帝时，赋的创作走向全盛阶段。名家名作迭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司马相如及其作品。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这一时期赋作中有代表性的精品。这些赋以气势恢廓，景物迷离，词藻华美而奇丽为特征，正反映了当时文化气度的宏阔广大，时代精神的豪迈勇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