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为民请命。用现在的话就是“情为民所系”。1033年，全国旱灾、蝗灾流行，山东、江淮地区颗粒无收，这时，范仲淹已调回朝中，他听到这个情况后非常不安，几次奏请仁宗皇帝派人赈灾，都石沉大海，他就在朝上当面问仁宗皇帝，他说：“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皇帝无言以对，就派范仲淹前去赈灾。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搞生产自救，同时做防疫，把这场灾救了。现在，青州还留有范仲淹祠堂，祠堂有一口井，传说就是当年范仲淹做药丸用的。赈灾回京后，他还特意带回灾民吃的一种“乌味草”送给仁宗，并请传示后宫，让百官和后宫都知道民间的疾苦，杜绝奢侈之风。此外，他在赈灾之后回京的路上，遇到6个从长沙到安徽的漕运兵，他们出来时30人，连死带逃只剩6人，路途遥远，还不知能不能活着回到家。他深感百姓粮饷和运输负担太重，就对皇帝说：“知之生物有时，而国家用度无度，天下安得不困！”心里时时想着老百姓。

3.为民除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权为民所用”。一个人办点具体的事情，一件两件可以，那么，最有效的是在制度上、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给百姓带来一些福利。范仲淹能将思想和具体的行动进一步上升到制度的改革，每治一地，必有创造性的惠民政策。

第一是积极改革用兵制度。范仲淹在西北前线时，因战事紧张，就征农民当兵。按照宋朝的制度，一旦被征兵以后，要在脸上刺字，谓之“黥面”，从此便世代为兵。范仲淹体恤民情，就建议改刺面为刺手，罢兵后还可为民，同时在边寨大办营田，将士可以带家眷，深得百姓拥护。

第二是改革税制。1051年，范仲淹去世前一年，知青州。他见百姓需往200里外的博州纳税，往返经月，路途劳苦，还误农时，运费又多出税额的二到三成。他就改革征税方法，命令将粮赋折成现金，派人到博州高价购粮，然后在青州折成钱交钱，几天即完成任务，免去了百姓的运输之苦，还有余钱。一般地方官都是尽量超征，讨好朝廷，他却将余钱退给青州百姓。

第三是赈灾改革。1050年，范仲淹62岁时，知杭州，遇大旱，流民遍地。他没有用传统的调粮、赈济之法，而是根据杭州富人和寺庙囤积了很多粮食的情况，一是进行以工代赈，大兴土木，特别是动员寺庙修庙，增加就业，解决了好多饥民的就业问题。二是在西湖大办龙舟赛事，让富人捐助，繁荣贸易，这样也吸引了一部分就业岗位，拉动内需。三是高价收粮，使粮商无法囤粮抬价，保持粮价稳定。这三件事情下来，杭州的灾荒很快就停止下来了，平安度过，看出他真心为老百姓办事，从制度上进行改革。

像上面所举之例，为什么前任那么多官吏都不去解决呢？这就看出一个官吏对百姓是不是真的忧，心中有没有装着百姓。所以“忧民”实际上是检验一个官吏好坏的试金石，也成了千百年来永远的政治话题。这种以民为上的思想延续到共产党就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是彻底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对家人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志，就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富起来，我做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邓小平同志还有一句话:“我是人民的儿子。”可见，政治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百姓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