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海德格尔没有公然地排除犹太学生，但从1934年起他拒绝指导他们的论文并将他们转到一所天主教大学。他愤怒地否认了这种指责，但几个月后，他即就任校长一职。

被迫流亡美国之前，阿伦特旅居法国七年，过着艰难维生的日子。1941年，当战火蔓延到了欧洲以外时，她到了纽约，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完全失去了联系。雅斯贝尔斯暂时还与海德格尔保持着联系。1933年3月，在纳粹掌握政权不久后，海德格尔到海德堡拜访雅斯贝尔斯，这次见面的气氛是温馨的，他们一同聆听了“格列高利圣歌”并讨论了哲学。在谈话无可避免地转向政治问题时，海德格尔只是说了句：“个人必须参与。”

同年5月，海德格尔以弗莱堡大学校长的身份再次到了海德堡，就纳粹的大学教育规划向学生们做了长篇演说。雅斯贝尔斯惆怅满怀地坐在前排，把手插在口袋中。在与海德格尔一道回到自己家里后，雅斯贝尔斯试图让海德格尔说出实情，他认为自己的朋友绝不可能在犹太人问题上认同纳粹。海德格尔说：“但是，的确存在着一个由犹太人组成的危险的国际网络。”雅斯贝尔斯质问道：“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怎堪承当统治德国的大任？”海德格尔回答说：“文化并不重要。他才能非凡。”海德格尔那次早早离去，从此再也没有与这位老友相聚。

雅斯贝尔斯懵了。从海德格尔以前的谈话中，完全看不出他会如此热衷纳粹的任何迹象。在《哲学自述》中，雅斯贝尔斯为自己没能阻止海德格尔的“脱轨”做了自我批评。那次见面之后的三年里，在海德格尔就任校长期间与卸任之后，雅斯贝尔斯依然断断续续地给他写信。时隔不久，海德格尔发表了很不光彩的“就职演说”，他在演说中公然用专业哲学语言表达了对纳粹接管大学的支持。这篇公开演说虽然晦涩，但广为流传。（卡尔·洛维特后来说，在拿到这份讲稿之后，他不知道自己该去研究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还是疾步追上纳粹的冲锋队员。）但雅斯贝尔斯对此试图做点粉饰，他写道：“我对你的哲学有信心，我们今年年初的谈话让我加强了这种信心，这篇应景的演说不会摧毁我的信心。”这两个朋友的关系日渐疏远，但仍继续交换着书籍和短札，直至1937年，在这一年雅斯贝尔斯遭解职并陷入可怕的生存困境，这种处境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原因在于，雅斯贝尔斯反对纳粹并娶了一名犹太女子。他被禁止离开德国。雅斯贝尔斯夫妇在这期间一直随身携带着有毒的胶囊，以防万一。

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校长任上不足一年，但他支持纳粹主义的重大决定却成为雅斯贝尔斯和阿伦特余生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雅斯贝尔斯是他的朋友，阿伦特曾是他的爱者，他们两人都崇敬海德格尔，认为海德格尔曾独力复兴了真正的哲学思考。现在他们不得不自问，海德格尔的政治决定是否仅仅反映了他的性格弱点，还是出于阿伦特后来所称的“激情思考”？如果是后者，那么是否意味着他们自己对他的智识/情感上的依恋受到了玷污？他们是否不仅看错了海德格尔，而且误解了他的哲学及其与政治现实的关系？

海德格尔是否省视过这些问题，我们不得而知。除担任校长的经历之外，海德格尔并不热衷于担任公职，他公开发表的著作，包括1927年出版的杰作《存在与时间》，也显然不具有政治意味。然而，在战后，他的许多读者——包括雅斯贝尔斯和阿伦特——都看到了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基本的存在问题的处理的确是从全新的、超政治的视角指向了理解乃至参与政治问题的方式。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海德格尔在纳粹主义之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更好的世界的诞生。

“世界”一词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开始展开的核心哲学语词之一。在该书中，海德格尔描述了人类被历史命运抛向由行动、语言和思想所组成的完整王国，他称之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