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笔下的现代人始终是生活在悬崖之上的，面临着两种命运，要么堕入对存在的彻底遗忘中，要么到达一个存在的意义将再次展开的世界中；他必须前行，否则也会被比他自身强大的历史力量推动着前行。在德国，他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手稿正渐渐被发掘，这些手稿多处提到了“准备着最后的神的出现”。在其中的某些篇章，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他轻蔑地批评了纳粹的盲目自大及其建构“人民哲学”的脆弱努力，尽管他的本意是希望纳粹能够做得更好点。他写道，民族并不能建立哲学，而情况是“能够让那个民族成为哲学的民族的哲学，就是那个民族的哲学”。那么，至于他自己的哲学，目的也正在于此吗？

人们在阅读海德格尔后期著作的时候，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尽管经历就在那里摆着，他却始终无法正视哲学与政治、哲学激情与政治激情之间的关系。对他来说，这不成其为问题，他只是一时糊涂，以为纳粹建立新国家的决心，与他个人重建西方思想传统并借此重建西方存在的崇高决心是相容的。海德格尔自认为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因此，他令人惊讶地对恩斯特·荣格说，如果希特勒能被带来向他道歉，他就会为自己的纳粹历史道歉。

海德格尔最终断定，纳粹亲手摧毁了国家社会主义“内在的真理与伟大”，由于没有遵循海德格尔的道路，他们使德国人偏离了与命运的聚合点。现在，一切的一切都失落了；存在已经隐退，无处可循。剩下的全部就是不断扩展的现代技术和现代政治的精神荒漠。在这样的环境下，真正的思想者所能做的就是回到他的研究中去，打通自己的思想，平静地期待属于存在的新弥赛亚时代的到来。海德格尔在20世纪60年代接受《明镜》访谈时，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唯有神才能拯救我们。”

战争过后，海德格尔身心疲惫不堪，以至于在疗养院中度过了一段时日。当法国人于1945年占领弗莱堡后，他们威胁海德格尔说要接收他的图书馆，并传唤他接受清除纳粹化委员会的审理。该委员会最终决定停他的课，甚至暂时性地取消了他的退休金。在徒劳无功地做了一番自救的努力之后，海德格尔请求委员会听取雅斯贝尔斯的证言，他依然希望这位朋友能够为他担保。

事实上，雅斯贝尔斯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思索海德格尔的所作所为，此时，他准备做出的是一个冷静的、具有道德敏锐性的判断。雅斯贝尔斯在为老友所做的辩护中说，据他所知，海德格尔在20世纪20年代从来不曾反犹，在这方面，他后来的行为是与此不一致的。（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十年前，海德格尔写于1929年的一封推荐信被披露，他在信中谈到德国需要更多根源于自己“土壤”的学者，并抱怨知识界的“犹太化”。这封信是用以帮助不走运的爱德蒙·鲍姆加滕的，海德格尔后来与其反目。见Ulrich Sieg， “Die Verjudung des deutschen Geistes，” Die Zeit， December 22， 1989， p.50。）雅斯贝尔斯还试图解释，海德格尔知性化的（intellectualized）纳粹主义是无关真实的；雅斯贝尔斯写道，海德格尔不谙政治，更像是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入历史车轮的儿童。然而，尽管海德格尔就其严肃性而言“也许是德国当代哲学家中独一无二的”，因此应允许他著述和发表作品，但教学是另外一回事。雅斯贝尔斯的结论是，特别是因为“他的言行方式与纳粹党员的特征有某种亲和性”，“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反自由的、独裁的，是不可交流的，在今天其教育效果是极坏的。”委员会采纳了雅斯贝尔斯的建议，禁止海德格尔教学，直到1950年禁令才告解除。

这并不意味着雅斯贝尔斯打算与朋友断绝关系，恰恰相反，他还向委员会陈明他希望海德格尔将经历一次“真正的重生”。当时，雅斯贝尔斯相信，海德格尔的弱点不是来自其哲学，而在于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