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打算走出这一步，去做一个借助隐秘的渊源揭示超自然的先知，去做一个受了诱惑、脱离现实的哲学家吗？海德格尔没有回答上述任何问题。

随后的十年里，他们偶尔在生日的时候互致问候，但友谊结束了。

令雅斯贝尔斯极为惊讶的是，海德格尔在与自己的友谊消解的时候，他却与汉娜·阿伦特缔结了新的友谊。1946年，阿伦特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上发表了题为“何谓存在哲学？”的文章，她在文章中称海德格尔的哲学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偶像崇拜”。至于他对纳粹主义的信仰，她认为，与其仅仅归因于人格缺陷，不如说是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使然，“一个精神层面的游戏，部分是出于对伟大的幻想，部分是出于绝望”。阿伦特说，她从雅斯贝尔斯那里得知海德格尔并没有如她先前所说的那样，禁止其老师胡塞尔教学，但她仍相信海德格尔签署了具有同样效果的官方信函（这是不实的）。因为“这个签名几乎要了（胡塞尔的）命，我只能认为海德格尔是个潜在的谋杀者”。事有凑巧，是海德格尔的前任签署了该命令，而政府随后在海德格尔的任期内撤销了它。见Ott，Martin Heidegger:A Political Life，pp.176-177。在她看来，海德格尔仿佛是深不可测的。

阿伦特在1951年发表不朽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前夕，接受犹太文化重建机构的委派，前往欧洲（包括德国在内）做了一次长时间的旅行。在那段日子里，她到巴塞尔拜访了睽违十七年之久的、自己崇敬的老师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斯给她看了他与海德格尔之间的通信，而她也终于承认了自己年轻时与海德格尔的恋情。雅斯贝尔斯对此的反应很幽默，“啊，太有意思了”。这让阿伦特大为放松。于是，两个人得以用各自的方式讨论他们一度爱过的那个人。

事有凑巧，阿伦特有机会在1950年2月前往弗莱堡。她抵达旅馆，放下行李之后，立刻给海德格尔家写了张便条，说自己到了。海德格尔百感交集，马上回信邀请她来访，并亲自去送这封信。到了旅馆，他得知阿伦特就在房间中，便请侍者予以通报。她在两天后写给他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感受：那个晚上与前日清晨，是对整个生命的确认……当侍者说出你的名字……时间似乎突然静止不动了……在弗雷德里希给我你的地址后，我的本能的力量仁慈地拯救了我，使我没有犯下唯一真正不可原谅的不忠诚行为，使我没有错误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也只可能是出于骄傲，亦即出于纯粹、明确、疯狂的愚蠢，而不是任何别的原因。他们之间跨越十七年后的第一次相逢何以是对生命的确认？那是什么样的生命？埃廷格要我们相信，阿伦特是被这个曾亵渎过她的男人诱惑了，她所确认的仅仅是年轻时的浪漫情愫。而阿伦特在写给自己第二任丈夫海因里希·布卢彻的信中说：“我们是在真正地谈话，在我看来，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的第一回。”——这验证了她与海德格尔之间在思想和对话中存在着更深刻的联系。

最初的会面绝不会是轻松的，这是因为海德格尔的妻子埃尔弗丽德（Elfride）那时已知晓他们的往事，显而易见对阿伦特怀有强烈的妒忌之情。但就在不久后，在海德格尔夫人这位愤愤不平的、满心疑虑的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相隔着大西洋的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开始交换信件、礼物、诗歌，他们试图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友谊。第二年，海德格尔异乎寻常地表现出啰嗦的样子，他给阿伦特写了十七封信、三十二首诗，诗歌的名字如“你”、“远方的女子”、“死亡”、“1924年11月”（他们初次相见的日子）、“二十五年”（从相见到现在的时间），等等。他还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战后世界的预言，正是这些观点导致了他与雅斯贝尔斯的决裂。他宣称自己发现了德国20世纪20年代中期灾难的渊薮所在，并已把这些发现写进了著作《赫拉克利特》。现在他期待一场终结德国和欧洲的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