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是为我们大家都有的那只“小木驴”而写作。

刘擎：有不少评论者将你称作“施特劳斯派”的学者。师从曼斯菲尔德当然会受到施特劳斯的影响。我曾读到你于2004年在《纽约书评》上连续发表的两篇长文 Lilla, “Leo Strauss: The Europea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1, no. 16 (21 October 2004); “The Closing of the Straussian Min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1, no. 17 (4 November 2004).，在文章中，你试图分辨什么是施特劳斯思想中伟大而不朽的遗产，什么是需要质疑和批评的对施特劳斯的滥用，并通过对比两种——“欧洲的”与“美国的”——对施特劳斯的不同理解来阐释这种区别。那么，你会如何描述施特劳斯的思想遗产以及它对你个人的影响？

里拉：当然，我受到他很大的影响。在我的思考中，施特劳斯总是在背景之中的。但我对所谓“施特劳斯派”却很不以为然。是的，我在新保守主义圈子中遇到的许多年轻人都是施特劳斯派，但他们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相反，他们显得谄媚奉承，缺乏对知识的好奇心，而且怀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但施特劳斯本人却完全不同——他的严谨认真与他真诚秉持的哲人生活的概念都是非凡的，这对我影响至深。所以我在文章中指出，“欧洲的施特劳斯”是一位深刻而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将现代性问题置于“超越自由主义视野”的思路中予以批判性的审查，一直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但我也提到，施特劳斯的思想在欧洲学术界是受到争议的。他提出的“隐讳”与“俗白”的阐释方法在古典学界受到严厉的质疑，也有学者批评他对现代性的理解完全忽视了基督教传统内部与古典时期的断裂，没有考虑现代自由思想的基督教根源。但无论如何，欧洲对于施特劳斯的研究是学术性的，他对现代性的批判虽然受到争议，但其独特的问题意识与视野获得了高度重视，被看作与海德格尔具有同样深远的意义。而在美国，施特劳斯的深邃思想逐渐被简化为一种“教义”。我分析过这种原因，这是因为美国大学生普遍缺乏古典思想与哲学的扎实训练和开阔视野，施特劳斯非凡的魅力使许多学生陷入盲目崇拜，而他在智识上的探索与好奇精神却被遗忘并丧失。另外，那些古典思想的爱好者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校园的激进反叛运动中陷入极度孤立，由此产生了对大众民主的敌视与愤怒情绪。他们后来在学术界的失意使得他们更容易转向寻求政治仕途生涯，成为保守主义势力招募的最佳人选，最终形成了盘踞在华盛顿的“心智封闭的施特劳斯派”。但他们并不是施特劳斯思想精髓的继承者。从哲学家施特劳斯到美国的“施特劳斯派”是一个智性蜕化的历史。对此，我在文章中有一个尖刻的比喻：这个过程是“肇始于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而终结于《星条旗永不落》”。

刘擎：可以看得出你的作品中时而会出现施特劳斯的影子，比如，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后记（“叙拉古的诱惑”）中尤为显著。我认为这篇“后记”可能比此书中的其他章节都更为重要。你在此重新提出对于如何理解现代暴政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首先质疑了以“启蒙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这两种思想史范式的解释力，同时也质疑了知识分子社会史中的“介入”与“超脱”这两种叙事的阐释有效性。由此，文章将“亲暴政的（philotyrannical）知识分子”现象转换为古典学的一个论题：爱欲（eros）的力量，并追随苏格拉底，将暴政理解为“爱欲的癫狂”的展现。这是非常施特劳斯的探究方式。但现在，还有哪些思想家对你有影响？

里拉：我想，现在对我影响最深的当代思想家并不是施特劳斯。如果要列举的一个名单上，那么居于前列的是以赛亚·伯林、雷蒙·阿隆和格舒姆·舍勒姆——他们都排在施特劳斯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