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怀疑并敌视那些放弃实践责任政治的知识分子。激励他们的是种种弥赛亚救世的梦想，或意识形态的狂热，或一个据称是失落了的世界，或一种纯粹的道德义愤。我对他们持有批判态度，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自由民主派，而是因为他们从未严肃与清醒地考虑过自由主义民主必须提供什么，也从未考虑过他们所宣扬的替代方案的所有危险。在这个意义上，专横暴虐的是他们的思想，而不只是他们的政治。

刘擎：在西方学界，《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赢得了许多赞赏，也遭到一些质疑。你将思想家的“思想”与他们个人的“政治选择”关联起来，而这种关联处理是否得当就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2003年耶鲁大学著名政治理论家塞拉·本哈比教授在《波士顿评论》上撰文，批评你“没有认真对待”所论述人物的“思想”。Seyla Benhabib, “Taking Ideas Seriously: Can we distinguish political choices from philosophical truths？” , Boston Review, vol. 27, no. 6 (December 2002/January 2003).本哈比认为，你对本雅明和科耶夫的处理是精致细微的，但对福柯和德里达的刻画是肤浅粗糙的。我对此也有点同感，觉得你对福柯和德里达的论述并没有深入思想的内在肌理，相比其他章节也较为薄弱。你对这种批评有何回应？

里拉：的确，我对福柯的早期作品以及德里达的所有作品都不如对著作中其他人物（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和科耶夫）的作品更为敬重。我认为，这可能也与代际差异有关：对于本哈比他们经历20世纪60年代的那一辈人来说，福柯与德里达的意义不只在于他们的作品本身，而是代表了一种新的（如果也是含混的话）批判“权力”的思想可能。我觉得福柯的晚期作品更有价值，但这毕竟出现在他的政治徘徊之后。至于德里达，很遗憾，他不是一个严肃的人，至少就其政治论述而言。我是作为他的读者，也作为1988—1989年间他在巴黎讲授的研讨班的学员，得出这一看法的。

刘擎：但本哈比对你最为关键的批评在于指出，“哲学品质与政治品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但里拉对这种复杂性不感兴趣……哲学上的激进姿态可能蕴含了对暴政的希望，但也可能打开通往改革与革命的道路。”Benhabib, “Taking Ideas Seriously: Can we distinguish political choices from philosophical truths？”

里拉：本哈比的这类论述背后潜在的假设是，政治哲学应当服从于任何类型的“激进姿态”，而这恰恰是本哈比和我的区别所在。我的哲学观是，哲学应当致力于理解世界，而不是去干预世界。改变世界需要另一种思考，一种实践—政治的责任介入。我对像本哈比这样的思想家的感觉是，他们在两方面都失败了：他们既没有全身而退地进入哲学论证——无论这会导向何处，也没有投身于那种理解当下并明智地介入其中的艰巨工作。

刘擎：类似的批评与反驳透露出当代西方学者之间在知识承传与政治立场等方面的分野，这使他们对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各自不同的把握与应对方式。对学术界而言，这类争论的意义并不在于寻求某种确定的解决，而在于开启不同的思路来面对时代的重要问题。你的论述在汲取了古典学研究论题的同时介入了现代性的内部紧张。在这个意义上，你大概是施特劳斯与伯林这两种不同思想遗产的继承者，为我们提供了独具一格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