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贤少于其姊两岁，而婚姻成就差迟七年。论面貌、体态、神情姊氏转而显得年少，其各自禀赋不同而随之以时运不同乎。靖以1921年归于我，1935年去世，相处14年间，深知其生性淡泊寡求。七情六欲固人所同具，而靖之表现恒于质直中见消极。例如亲友见面或分手之时，都有许多虚情客套话，而靖独以木讷出之，巧言令色所不屑为也。然其赋性消极则年寿不永之征。

昔人有云“中年丧偶大不幸”，我于靖贤之逝乃始有味乎其言。假使人当30岁前后遭遇乎此，虽然悲伤乃至痛悼，却易于渐渐浑忘。若在暮年老朽时，则此属意中之事或亦无甚凄惨。唯独在中年有难于忘怀者。

我之不忘靖贤者，靖贤为我留下两个好儿子，两儿失母之年，培宽11岁，培恕8岁。我既以致力社会运动，奔走四方，不遑宁处，两儿唯赖靖贤抚育成长。两儿虽无过人之资，却亦各有才品，40年来在社会培植下各有专业，为国服务。最难得的其兄弟友爱之情自童雅至于今而弥笃。各自成家后，妯娌以至诸孙雍睦无间，使我耄耋得此，独非靖贤之赐乎。

然而莫设想我们家庭生活总是和乐融融的。靖贤之为人既秉消极气氛，而较之通常人则有些乖僻，又往往态度生硬。所幸我常常不在家，别时多于聚时，避免了冲突不和。我今回顾往事，记得靖贤曾一次郑重其事地指摘我如下三点。第一，说我好反复，我每每初时点头同意之事，又翻悔不同意。这确有之。因为她遇事明决，不多思考审量，而当她征问我的意见时，我每先附和之，旋加考虑不免又更改。此盖两人头脑不同，性格不同也。第二，说我气量窄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第三点记不明确，大约是说我心狠，对人的同情心不足……这些批评出自至亲至近之人，大值得反躬自省。纪念先妻之文即截止于此。

1977年6月11日着笔，18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