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待机反攻，要看如何等待。要积极做准备工作待机反攻，不能无所作为消极等待反攻。反攻的准备工作也不能待西撤之后再作，而要从西撤之日起就着手准备东返。更确切地说，应在未曾西撤时，即做好向东反攻的准备才行。这是从时间上说。再从空间上来说，在西部有西部须做的准备工作，在东部又有东部须做的准备工作；并非撤到西部就放弃东部不管。不然的话，失土岂易收复？

以上两问题，前一个侧重于上面军政（包括外交）领导之协和统一；后一个侧重在下面广大的东部地方留在敌后的民众组织活动。问题虽分为两个，实际上是一体相连的事。过去所说“控制山东高地与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这些任务既指正规军而说，亦兼指非正规军（游击队等）而说；既就西撤前而言，亦包括西撤后而言。

若不是经他这一番深入一层的讲清阐明，原来对他的见解我显然理解得太粗浅、太不够了。数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他的远见卓识正是一丝一毫不差，全应验了。试看，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将民族矛盾放在首位，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在西部后方共戴一个政府以对外，蒋先生所说西撤后必须有“对外说话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以利用“有利的国际机会”将如何实现？若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我国东部敌后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斗争，与国民党部队在西部正面战场抗击敌人相配合，中国人民怎能收复国土，取得后胜利？

这天中午蒋先生应韩之约时二人谈话详细内容似不曾告诉我；或者告诉了我一些，现在我已记忆不起。印象中他们谈得虽不太坏，当然也更不算好。韩复榘既出自私心一心准备西撤以保存自己实力，这何能满足百里先生对山东那样一片深切热情的期望？次日（23日）蒋先生似是由韩的参谋长刘书香陪同，由济南往青岛一带视察。我也因时局紧张，回邹平抓紧布置。我们分手时相约于25日他由青岛我由邹平同时到济南相会，然后相偕赴济宁。先期电知胡宗南，请他亦同日到达济宁相会。

在火车上听百里先生谈其视察经过，他既语焉不详，在我今天更回忆不起，似是沿胶济线曾在高密（曹福林部驻此）等处下车看过，其他如烟台、黄县亦谈及，但记不确切。末后抵青岛，即由市长沈鸿烈（海军出身）陪同视察青岛防务，似曾讨论到将来撤出青岛时破坏各码头等问题。

在济宁我们与胡宗南相会合，由当时济宁专区梁仲华专员陪同参观，主要是了解为准备应付敌人入侵开始推行“三年计划”的情况（详见《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一文）。参观完了，当夜百里先生即随胡的专车南下。此时大战既起，各自奔忙，一经分手，彼此便未见面了。偶尔通信，因行踪不定亦极少。记得他奉命为争取外援，出使欧洲——特别是德国后，我曾收到他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印有欧洲风景，虽寥寥数语，而承他远地相忆，颇动我心。今写此文，殊草草不足以尽纪念蒋先生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