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产生了两种政治问题：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国家政治的性质、目的和规则已经非常清楚明确，而国际政治的性质、目的和规则却具有不确定性，甚至很难确定国际政治是在力图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还是制造更多的冲突。国际政治没有属于自身的独立目标和理想，而是国家政治的派生，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对外策略，因此国际政治只是国家政治的附庸。康德曾经提出过令人敬佩的设想，他意识到战争不可能解决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必须有一个永久和平方案。但康德想象的“自由国家联盟”并没有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概念，康德方案不仅对付不了后来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问题，甚至无法确保国际联盟的稳定可信性。追求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国家与追求自私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同构的，如果缺乏稳定可信的共同利益或互相依赖的生存条件，即使文化高度相似的国家联盟也是不可信或不稳定的。在技术和经济水平高度不对称的现代世界里，支配和剥削“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主义必然成为强国的占优策略（dominating strategy）。然而，压迫和剥削世界只能获得暂时成功，帝国主义无法消除反抗，也无法防止竞争者的策略模仿，因此不可能长期成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总会培养它自己的掘墓人，看来帝国主义也一样。但马克思按照阶级理论而想象的“国际主义”也是不可信的。在竞争性的民族国家体系里，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大过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因此，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可能性小于各国资本家联合起来的可能性。除非世界在存在秩序上发生实质变化，否则国际矛盾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我们无法指望国际政治，支配、平衡、遏制、制裁、干涉甚至战争、地缘政治、文化霸权（hegemony）各种策略不仅没有解决冲突，反而还加深了矛盾；我们也无法指望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的伦理想象，道德乌托邦无力改变人们的利益选择，只能把生活的荒谬性衬托得更加显眼。在世界成为普遍共享的世界之前，世界公民何以存在？又何处存在？我们需要想象未来，却不能预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