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北大“启革新的端绪”者，多为章门弟子。从学术思想到具体人事，太炎先生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密切的关系。除上述沈兼士、钱玄同、周氏兄弟外，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还有朱希祖、马裕藻、黄侃等。据误被作为太炎门徒引进的沈尹默称，章门弟子虽分三派，“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 这种纠合着人事与思想的新旧之争，在蔡氏长校以前便已展开，只不过不像以后那样旗帜鲜明目标明确而已。读读林纾、陈衍、马其昶、姚永朴等人有关文章，可以明白北大校园里的改朝换代，如何牵涉政治潮流、学术思想、教育体制，以及同门同乡等具体的人事关系，远非“新旧”二字所能涵盖。

京师大学堂尚有独立的面貌，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一九一二——一九一六），则基本上隐入历史深处。除了以上所说的“革新的端绪”外，还有几件小事不能不提。一是民国初建，教育部以经费短缺管理不善为由，准备停办北大，校长严复上《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一是袁世凯称帝，北大教授马叙伦挂冠而去，学界传为美谈；再就是一九一六年九月，校方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筹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

紧挨着皇宫的大学

北大之所以名扬四海，很大程度得益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西学的引进与新文化的产生，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不小的区别。谈“西学东渐”，上海更适合于作为题目；至于“新文化运动”，则是发生在古都北京，而且由当年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挑头。就因为，后者包含着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涉及士大夫政治的转型，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尊。不满足于寻求新知，更愿意关心天下兴亡，这一自我定位，使得“闹学潮”成为北大的一大景观。很难想象，没有学潮的北大，能否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所大学，北大固然以培养了大批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而骄傲，可北大影响之所以超越教育界，则在于其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在某个特定时期，“闹学潮”几乎成为“争民主”的同义词。

北大之闹学潮，可谓渊源有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刚刚结束一二?九运动的北大学生，出版了《北大周刊》第一期（一二?一六示威特刊）。其中有赵九成所撰题为《我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的文章，意在正本清源：

我们的学生运动，不是从现在起的，也不是从五四时代起的，推溯其源，当导源于东汉。……在中国，最先发生的便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三万太学生讥议时政，裁量公卿，成为强大的舆论力量，制约着朝廷的决策。于是，天子震怒，大捕党人，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对于“党锢之祸”，史家评价不一，但将其作为统治者镇压学生运动的开端，则不会有异议。此等“清议”之风，为自视甚高的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生徒所继承，因而成为皇上的心腹之患。不过，历代虽有严禁学生干政的禁令，太学生的政治激情却从来没有熄灭，这与其一身系天下兴亡的自我定位有关。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取代国子监而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机关；即便改为“国立大学”，学生们仍自认作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反差：校方溯源时，不愿从东汉太学讲起；学生闹学潮，反而攀上了“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