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大历史有兴趣的人，大概都会欣赏连梦青《邻女语》中的“许景澄之死”。许氏多次充任出使大臣，主持外交谈判，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庚子事变时，正以吏部右侍郎暂管京师大学堂事务。因六月二十七日上奏吁请保护使馆并严惩祸首毓贤等，许与袁昶同时被西太后处死。此事史书多有记载。《邻女语》之特异处，在临刑前许氏拿出大学堂四十万银子存折，吩咐不可便宜了外人。因银子存在华俄道胜银行，一旦存折去向不明，洋人很可能翻脸不认账。其时大学堂刚刚创办，每年经费才二十万，不难想象这张存折的份量。要不是许大臣高瞻远瞩，日后京师大学堂能否顺利恢复，将是个大问题。每念及此，我辈焉能无动于衷？

作为京师大学堂的教员，林纾也曾用小说形式描写管学大臣之慷慨就义。可惜对这张关系大学堂生死存亡的存折，《剑腥录》中只字未提。照林纾的说法，许公临刑前有所交代的，不是大学堂存折，而是外交文书。小说如此模拟许公声口：

伏法诚甘，唯吾在外部中尚有交涉未了之案，一旦身首异处，恐后此洋人不承前诺。今请笔墨书某某藏案，及外人文件，可备后人检核者，然后就刑，亦罪臣所以报国也。

于国家危急之际，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管学大臣之伏阙上书，殉了千百年来士大夫拯世济难的理想，博得广泛的同情与敬意。借助其时众多附会与传说，小说家得以驰骋想象。

大学堂确有道胜银行的存折，并在庚子事变中失落。日后之所以没被洋人占了便宜，不是因了许公的交代，而是由朝廷出面要求发还。《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所录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管学大臣张百熙为华俄银行存款结算事致外务部咨呈，述及存折如何失而复得，并无任何传奇色彩。许景澄临刑前对大学堂事务有所交代，此说查无实据，却事出有因。北大综合档案里保存有许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为移交大学堂房屋等上内务府文二种，此前两天许公上奏，此后三天许公就刑。可见，连、林二君之叙述，并非空穴来风。

比起“小说家言”来，回忆录该可靠些吧？可照样会有令人尴尬的局面出现。谈论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务时之宽容大度，常有以礼聘梁漱溟为例者。最有趣的说法是，梁氏投考北大未见录取，转而被聘为教授。蔡元培“慧眼识英雄”是实，至于“考生变教授”的戏剧化场面，却纯属虚构。此轶事流传甚广，且被引入专业著述，虽经梁氏一再辩解，仍无法“以正视听”。在为纪念北大诞辰九十周年而写的《值得感念的岁月》中，梁氏再次提及此“失实的传闻”：

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仔细分析，“传闻”虽则“失实”，却也颇有几分“神似”。没念过大学的梁漱溟因蔡元培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而得以在北大讲课，这点并非误传。可就是这篇纠谬之作，同样必须正误。梁漱溟一九一七年始到北大任教，同年汤用彤毕业于清华学堂并考取官费留美（因眼疾推迟一年赴美），所谓二人同在北大分任师生的故事，当系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