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成功，还有一个原因是三个校长合作得比较好。知识分子多的地方，矛盾也多，学校里面勾心斗角的事也不是没有。西南联大初期，三个学校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张伯苓、梅贻琦筹办西南联大的时候，也各有各的心事。当时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先去了昆明，他的决心比较大，他觉得如果那两个学校不来，也要办这个学校。但三位校长一旦在一起工作，合作还非常好。当时西南联大大部分事务由清华校长梅贻琦管，蒋梦麟在联大后期做了政府行政院的秘书长，管事就更少了。张伯苓常在重庆，他跟蒋梦麟讲过，我的表态你代着就行了。

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还要归之于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生根。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不是一个空的观念，而是真正落在了实处。知识分子以传统教养和西方价值融合起来来做事，来判断人。西南联大后来出了好几位有名的学生，他们在延续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比如殷海光，后来到台湾办《自由中国》，他就说过自己一生的思想背景是在西南联大形成的。自由主义传统确实给很多学生以心灵滋养。还有王浩，后来到美国去，是世界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他回忆，在西南联合大学，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做事都暗合自由主义传统。

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我就说这么多，下面我讲一下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情况。

钱锺书抗战初期还在英国，他在牛津读完后，本来要去法国巴黎大学。但那一代知识分子比较有家国情怀，抗战一起，许多在外读书的人马上回来，费孝通也是一九三八年回来的。钱锺书从法国回来以后，开始想到西南联大去，他给冯友兰写信。冯友兰很看中钱锺书的才能，跟学校商量，给他月薪三百块钱，教授职务，跟华罗庚、王竹溪一样的待遇。钱锺书有才华，但比较傲气。他在西南联大只有一个学期，暑假去上海省亲就没有再回昆明。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与教授间的合作不愉快。据说当时钱锺书说过，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就不行，他说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几位都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主要角色。这些都是传说，属于掌故一类，不必太当真，钱锺书平时喜欢臧否人物，也是事实。他虽然说过吴宓，但后来还是吴宓主张他回来做教授。钱锺书一九二九年在清华念书，一九三三年毕业，那时叶公超是他的老师，他说叶公超太懒也不过分。叶公超是世家子弟，属于性情中人，写作只是闲事，钱锺书得罪叶公超的可能性不大。他真正得罪了的是陈福田，当时外文系的主任。吴宓日记中说过此事，是他和陈寅恪说的，陈的意思是此事不能强求。后来钱锺书回上海，跟他父亲去了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围城》有西南联大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影子，自己的经历作为素材，在小说家来说是很常见的事，里面的人物也有一些影子。我听说在西南联大念过书的人，不太喜欢《围城》，可能是对教授太挖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