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他的神情看出来，他已经放下和死亡的搏斗，转化而来的是一种谦卑与顺服。

你有没有和人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希望活到几岁？

超理性的人可能会说：“讨论这种问题岂不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活到几岁是人可以决定的吗？”

但我还是想讨论，也常想到这个问题。我常在想，一个人对生命长度的期待究竟依据什么因素？生命的长度与质量二者，人较重视的是什么？一个人活得久、活得老究竟象征了什么意义？又代表了什么价值？

有这些疑问，主要来自我感受到社会似乎有股强烈的价值声音：生命的长度比一切都重要。如果一个人活得没有质量，一个人承受了过重的身体与心灵痛苦，他仍是被期待要尽力维持生命，绝不能想到会死的可能。

即使是确定为不治之症的病人，或者已活一大把岁数的长者，我们也绝不允许让死亡有发生的可能。

印象中，宋美龄女士过世时的岁数，已是多出常人平均年龄许多，堪称超级人瑞，但在新闻报道中，得知她死讯的晚辈仍是难以置信，泪流满面对着镜头说：“她不该死的！”我能理解这位晚辈想表达的是对于这位长辈的不舍与怀念，但同时，我在想另一个问题：“究竟有谁是该死的？”

她的年龄已跨越一世纪之久，都被视为是不该死之人，那么六七十岁的人肯定更没有理由该死。那究竟谁该死？

许多人可能会想到一个答案：作奸犯科的坏人是该死的。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就一定可以理解。我们的社会如何地将“死亡”和“报应”、“罪有应得”画上等号，也难怪乎当死亡发生在一般没有作过奸、犯过科的老百姓身上时，多令人难以接受，让人想责问老天：“老天无眼，竟带走一个良善、没有做过坏事的好人。”

我曾有一个经验，有一天探访了三位中年病人，三位病人都是四十到五十岁之间的年纪，他们都是突然被告知罹患不治之症的，可想而知他们的错愕与不甘心。他们是分属不同病房的病人，照理来说并没有谈过话、交换过心情，但他们在那天都问了去探访他们的我：“苏小姐，你告诉我，我是坏人吗？为什么我会得这种病？我从未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我要得这种病？”

这个问句反映了他们受震惊、觉得不公平的内在心理，也反映了我们身处的社会文化是如何看待生病与死亡这些事。在我们的想法中，被我们视为好人、被我们认为是尽忠职守的人，是不应该遇到生病与死亡的事，这些事是那些“恶有恶报”的人应该遭受的才对。

就因为这样的思维，生病与临终的人才会面对更大的窘境与煎熬，他们百般不解自己并非是恶人、做坏事的人，为什么一生命运坎坷多劫，得不到好的报偿？

这种将世界二分为“奖赏”与“惩罚”的世界观，自古以来无论东西方世界皆有迹可循。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松动我从小被灌输的善恶二元论认知观点，开始愿意去看除了善恶观点、黑白观点之外，还有许多的灰色地带与多元观点，并非能以简单的奖赏与惩罚、善与恶的观点就能解释所有事情，回答所有疑问。

我曾和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年人对于“死亡是报应”之说有一连串对话，这段对话让我更发现“惩罚”的世界观多么让人受苦，也多么让人的思维与心灵受到捆绑。

那是在一个早晨，由于我没有看见老人出房门和团队一起晨祷，正觉得奇怪。照往常，老人应该会起个大早，在大厅等候，等到团队成员到齐，他会和大伙一起唱诗歌，做一天开始的祷告，但那天早上他缺席了。护理人员说他的身体状况不好，越来越虚弱无力。于是，我到他住的病房，想了解他的情况。

一进房，便看见他非常憔悴，愁容满面地望着天花板。看得出来他没有睡好，精神不佳，心情也不佳。我挪近椅子到他的病床边，问他是否一夜没睡好？

他叹了一口长长的气，缓缓地点点头。

我又问，是身体不舒服而没睡好，或是心里有事？

他说，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