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政治制度都是人为的，但只有“现代”政体才可以说是人为了共同过上好日子而有意建立的。不过千真万确的是，结局很少符合初衷。当然，“决意追求的政体”有着走火自伤、画虎成犬的内在风险。但自由主义民主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的民主制度令人失望，但并未背叛我们。这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是含有实践论的、目的和手段兼备的政治理论，而且目的总是能够盯住它们的手段。无需说，自由主义民主不能被视为当然。伯克常言，我们总是可以有奴隶制，“它是在每一块土壤中都能成长的种子”；我们也总是可以失去自由，因为它是需要艰辛培育的种子。此外，我们的民主制度是在一条由观念、理想同现实世界的反馈构成的钢丝上行走，这些因素相互支持与补充，需要我们审慎行事。这种近乎奇迹的制度，这种符合美德的场景，是怎么产生的呢？具体而言，自由主义民主的观念和理想是怎样获得了在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的品德？这一品德是在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一过程本身丝毫不是什么奇迹，它一直是由试错法的检验构成的。我力求重建的主流民主论，显然是由经验、由尝试构成的。因此，对于那种乖巧的（将人引入歧途的）论断，即“词的含义是任意的”，可以反驳说，政治学词汇是“经验的提醒者”，是蕴含着历史智慧的词语。

虽然“逝者皆为序幕”，但它也仅是序幕而已。随着新的一代人登场和新的环境出现，必然会提出新的思想。那么，每一代人是怎样处理他们的问题和播种未来的呢？1960年代的一个教训是，在我所说的管理理想的技巧方面，我们即使不是新手，也只能算个刚入门者。摆在前面的问题都是重大问题，其重大程度仅靠重申单纯的民主规范理论是不够的。理想和价值既可模铸现实世界，也可使它陷入仇杀，这全看我们是否知道如何应付“相反的危险”，是否认识到把原则推至极端便会适得其反。因此再说一遍，我们怎样做才能最好地走向未来呢？还是采取试错法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但是须知，我们居住的文明大厦越是巨大而复杂，我们就越是应当清楚要用试验代替错误。现在的错误可能是令人恐怖的，其代价之高让人无法承受。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头脑尽量少犯错误——我认为这是必须的——我们就要认真考察一下我们的计划的可行性，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以及什么手段适用于什么目标，怎样做才适用于目标。关于可行性的研究和对手段的考虑，近来在民主理论家中并不十分流行，我希望这样的工作能再度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