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间不乏险情。有一次白先勇从友人处归来，发现王国祥已半昏迷地倒在沙发上，吓得他赶紧送他上医院，在高速公路上飙到了每小时80英里（约130公里）以上。到医院后医生说，再晚15分钟，王国祥的大脑便会受损了。

当然也不乏闲情。两个人很会苦中作乐，总是尽力地享受正常生活，在允许的范围内享用美食、看电影，和电视里的德国人一起为柏林墙的倒下而欢呼。他们又买了两株桂花，种在王国祥家院里的两个大皮蛋缸里，时时浇灌、费心照料。

1992年1月，白先勇陪王国祥度过了最后一个生日。那一天他们本打算去餐厅吃饭庆祝，然而餐厅门口的十几级台阶却难住了王国祥，走到一半便已支持不住。两人于是回家煮了长寿面。周末傍晚，白先勇要返回圣芭芭拉，开车走时，从后视镜里看到王国祥孤立于门口的身影，满头白发、形销骨立，他心中悲痛阵阵袭来，于途中将车停在路旁，伏在方向盘上失声大恸。

也正是那一年，夏天，王国祥病逝。最后一程里，白先勇一直执着他的手。

两人共处了38年。1954年，也是在夏天，两个赶着上补习班的少年因为同时迟到而争抢上楼撞在了一起，从此相识、相知——然后，一起走到了其中一人的尽头。这是白先勇心头的一个伤口，当他看到院中残留的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的缺口时，他说，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许戈辉：就同性恋这个问题，我和电影导演关锦鹏聊过。当时我问他，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说，我觉得我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一个使者。上帝有一些特殊的信息要向这个世界传达，这个信息不是女人、男人可以传达的，而要我这样一个很特殊的角色才可以传达。您觉得自己是上帝的一个怎样的使者？

白先勇：我想我是一个文学使者。我最终的目的是写文学，而文学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情，这也是我的文学观。我想同性恋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我的作品也有同性恋的议题在里头。

许戈辉：关锦鹏说他觉得他比男人更了解女人，比女人也更了解女人。您是不是也这样了解女人？

白先勇：那是他的看法。其实我想很多作家或者艺术家，如果他是一流的，那么两性他都应该同时了解，否则只了解了人性的一半。所以对很多艺术家、文学家来说，没有性别的分别，他们对男人、女人都应该同样了解。

许戈辉：通常的说法是，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那您觉得男人是什么做的，女人是什么做的？

白先勇：我觉得有的男人是土做的，有的男人是水做的；有的女人是土做的，有的女人是水做的。每个人的气质不一样。

许戈辉：那您呢？

白先勇：我，参半吧。水掺着土。

许戈辉：如果有来生的话，您有什么今生未了的遗憾想去弥补？您希望怎么过来生？

白先勇：我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心中有很多痛苦没法解决，可能心理医学、宗教都没法解决，那么——我不晓得来生要做什么，但如果有来生的话，我希望能够解决人类心中的一些苦楚。

许戈辉：您这一生心中最大的苦楚是什么？

白先勇：我想可能是一种孤独感，一种不被人了解的感触。我有这种感触，可能是因为我生过病，自己受过痛楚，所以对别人的痛苦也一样敏感。我能看到别人那种无法说出来的痛苦，所以我才想诉诸文学。人家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就很直接地回答说，我写作，是因为我想用文字来表现人类心中一种无言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