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忠，1957年生，祖籍北京。

他被台湾综艺圈称为“综艺教父”。自打入行进入综艺圈，他便一手引领台湾综艺圈的风潮，由他捧红的艺人多不胜数，由他打造的王牌节目一个接一个：《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来了》《全民大闷锅》《超级星光大道》《王牌大贱谍》《国光帮帮忙》……

他把这样的成功归于自己来自眷村。在如今人人见他皆要恭敬地叫一声“伟忠哥”的时代，眷村里那些老前辈们一声声“小伟忠、小王八蛋”的笑骂，会让他格外开心。

在眷村里长大，从眷村出发，王伟忠对这个环境充满着眷恋的情感。为此，他整整“追”了赖声川两年，和他吃饭、聊天，不断地向他讲述自己的故事——两年后，《宝岛一村》终于出炉。

这部舞台剧感动了无数的人。第一代的眷村人抱着导演痛哭流涕，“你演出了我的生命”；第二代的眷村人说，“看得我如醉如痴，时而感伤，时而欣慰，有时大笑，有时哭得抽泣，泪还没干又破涕而笑，还没笑完又哭将起来”（林青霞）；从未经历过眷村的第三代、本省人和大陆人，同样被故事深深打动，然后带着感触和好奇开始了解这些过往的故事。

《宝岛一村》融合了族群，也联系了两岸。也许因为那种思乡的伤痛，和面对生活的挣扎与欢笑，是所有人心里共通的情感。

《宝岛一村》就像台湾数百个眷村一样，终究抵抗不了时代的流程，它被拆掉了。

他们拆掉它的土墙砖瓦，拆不掉我们共同的回忆。您看，台湾第一代的眷村人凋零了，有我们这一代来说故事；我们多么希望这个属于民族的故事，能够在中国人的社会里面，世世代代地传下去。至于我父母的事，我也带回来说给老家人听了。

不过到最后，我们还是得说一声：宝岛一村，再见。

——王伟忠

许戈辉：在大陆走了几个城市以后，《宝岛一村》来到北京。你一直以北京人自居，到北京演出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王伟忠：个人意义当然不一样。1949年我父母是从北平的南苑机场跟着国民党部队撤退到青岛的，然后到了台湾，住在嘉义眷村。所以这故事从北平出去，再回到北京，对我个人来讲当然意义不一样。尤其是我父亲现在过世了，这故事里面有个角色是影射我父亲的，到最后他讲了一番话，是这个戏的一种精神，所以我的感触很多。

 1949年，20岁的王志刚在北京西城的胡同里碰到了总是出门替兄弟收租的16岁姑娘孙绍琴，然后，他爱上了她；然后，他开始追她。

他会苦苦哀求自己的班长和战友，在自己和女友经过的时候齐齐向他敬礼，说“班长好！”；他会在等待她的时候帅气地靠在胡同的墙上，刻意地拽拽那条紧系在颈上的白围巾——那条由美国空军降落伞改造而成的白围巾，是那时人人为之惊叹和艳羡的标志。他们约会，穿过长长的胡同去戏院看戏——到如今，77岁的孙绍琴仍常常凝望着台北家中墙上挂着的北平旧地图，在地图上摩出那条从西城胡同到红楼戏院的路来。她对儿子说：“你爸爸就是在这条路上，骗了我。”

1949年，王志刚带着未婚妻跟随国民党军队去往台湾。他们被分派住进了台湾嘉义市建国二村一间用土墙和篱笆搭建的临时棚户，大小只有6坪（约19.8平方米），屋顶只有一层石棉瓦，挡不住风吹雨打，一下大雨屋里就内涝。王志刚的军衔只够领来一份口粮，为着一家三口得以果腹，孙绍琴便做了家乡的食品摆在门口叫卖——那时候，眷村的主妇们都如此撑起自家的生计。

女儿降生了，儿子降生了；退出联合国了，“总统”去世了——王志刚和孙绍琴待在台湾眷村的日子，开始比在北京的日子还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