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子静带着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来探望母亲和姐姐，期待地说：“我想跟你们住在一起。我不想再回那个家了。妈妈，你也收下我吧。”他看着母亲，满眼热望。

黄逸梵看着豆芽菜一般高而瘦的小儿子，心如刀绞，却只能理性地解释给他听，说：“你父亲不肯拿钱出来，我的能力最多只能负担你姐姐一个人的教养费，再也没办法收留你了。”

子静哭了，眼泪毫无遮拦地流过苍白瘦削的脸，像一尊希腊雕像。

爱玲也躲进厨房里哭起来，胸闷得简直喘不上气来。母亲进来看见，向她说：“哭解决不了问题的。”她脱口而出：“我希望能把他救出来。我想——我想要——把他救出来——”她抽泣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语言在这个时候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呀。

她从那格撕掉了一张手帕的窗户里看出去，看见她的弟弟踽踽地走在街道上，头低着，影子拉得长长的，他怀里还抱着那双篮球鞋。

那影像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她帮不了她的弟弟，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爱他。爱一个人而不能帮助他，便连这爱也显得羞耻且虚伪起来。

并且，由于母亲对弟弟的拒绝，使她不得不想到她自己。她的升学问题迫切地摆在眼前。

当时有一种惯例，女子中学毕业了要继续上大学，不一定立刻就读，可以找个婆家先结婚，由丈夫拿一笔钱出来资助就学，毕业回来再考虑生儿育女，看看当时报纸上那些打着“愿助学费”字样的征婚广告就知道了；要么就先工作着，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再继续升学。

然而这两种选择都不适合张爱玲。

早在圣玛利亚中学上学的时候，她有一个女同学叫张如瑾，跟她比写作，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若馨》，教授汪宏声先生也很器重，曾经推荐给《良友》发表，但是因为战争爆发而未能出版，她自己出钱印了几百本，张爱玲还特地写了一篇《若馨评》。然而她后来嫁了人，再没写过字，就这样沉寂下来。从那时起，张爱玲便坚信世上最大的悲剧，就是一个天才的女子无端搅进了婚姻。她在毕业留言“最怕”一栏里填着“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了婚”，也是因为这件事。

或者是先工作——那时候中学毕业的人或者可以去做女书记员，女招待员，或是女店员，都是些不很操心却需要细心的工作。然而口头禅“我又忘啦”的张爱玲虽然有极高的文学天赋，在生活上却是弱智，不会做家务，不会女红，甚至不会削苹果；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两年，却不知道电铃在哪里；永远不记得路，即使是那么酷爱看电影，可是每次都要家里的车夫送去，看完后再站在路口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乖乖地等车夫来认领回去——她无法自己去找司机，因为非但不记得路，甚至也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卧室总是最凌乱的一间，学校规定鞋子要放在鞋柜里，而她总是把自己的皮鞋随意地抛尸于床下，以至屡屡被惩罚性地展示出来，而她依然如故，逼得紧了，便说一句：“哎呀，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