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张爱玲回到了上海，炎樱跟她一起。

从香港到上海的船期正常是四天，她们却足足走了八天，绕了好大的弯子，还在基隆停了一夜。张爱玲没想到自己会看见祖父战败的地方，只见高高的天上悬着两座遥远的山峰，翠绿的山蒙着轻纱，一刀刀削下来，形状清峭，远望去像极一幅中国的水墨山水画。

她在《易经》里写到自己回来时竟与梅兰芳同船，彼此擦肩而过，“他高个子，灰色西装纤尘不染，不知怎的却像是借来的。脸上没有血色，白净的方脸，一双杏眼，八字胡不齐不足，谦让似的侧身而行，仿佛唯恐被人碰到。还有三个日本人随行，顶巴结的模样。”——但因为只有这一处描写，别无旁证，也不知道是纪实，还是小说的杜撰。

由于战争，学业未能完成，那两个奖学金和“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的许诺也成了太阳下的彩虹，看着七彩夺目，却走不进去。

但无论如何，她终于回来了，她是这样的热爱着上海。

古人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她并不是既富且贵了。只是年纪更长，更有自信，算不得什么，但是在这里什么都行，因为这里是家。她极爱活着这样平平淡淡的事，还有这片土地，给岁月滋养得肥沃，她自己的人生与她最熟悉的那些人的人生。这里人们的起起落落、爱恨轇轕是最浓烈的，给了人生与他处不一样的感觉。

——《易经》

从香港回来，张爱玲对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白和胖。在香港，广东人都是又黑又瘦的，像糖醋排骨，比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上海人却是粉蒸肉，饱满浑圆，肥白如瓠，简直随时可以上报纸做代乳粉的广告，每一个都是长不大的孩童。她不由微笑，把学业未完的烦恼暂时放到脑后。

上海不是个让人看的地方，而是个让人活的世界。打从小时候开始，这里就给了她一切的承诺，她拼了命地要回来，为了它冒生命的危险，这使得上海愈发亲切，血肉交融一样的亲。

仍旧住在爱丁顿公寓，只是从五楼搬到了六楼；仍旧是每夜枕着电车回家的声音睡觉，每早闻着咖啡馆的面包香起床；仍旧跟姑姑住在一起——和姑姑在一起，即使是租的房子，也是家，有种天荒地老的感觉。

一切都和离开前一样，连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嫁人，抑或工作。不然，何以为生？

钱，仍是生活中头件大事，最磨挫人志气而不容回避的。

自从日本人进了租界，姑姑张茂渊在洋行里的工作就停薪留职了，一天三顿吃葱油饼，过得很省。为了省房租，把公寓分租给两个德国人，自己只留下一间房。如今爱玲投奔了来，就越发窘。

回来前张爱玲有过很多不切实际的设想，但这时候才觉得三年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其实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要工作，仍然只好做女店员、女书记员，最好的也不过是做个女教员，或是女编辑员。

她考虑过或许可以靠卖画生活，那个白俄教师不是曾经出过五块钱想买她的画吗？等她成名以后，叫价可以再高些。又或者可以写文章，从前给《大美晚报》投稿，曾经获得过成功的。可是写什么好呢？自己最熟悉的好像便是电影，大学里最经常的记忆就是同炎樱两个到处去看电影，连战时也不放过。

也罢，就写电影吧。于是她开始拼命地写稿，用英文，写影评，投给《泰晤士报》，评的是《梅娘曲》、《桃李争春》、《万世流芳》、《新生》、《渔家女》、《自由魂》、《秋之歌》、《两代女性》、《万紫千红》、《回春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