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胡兰成其人，最常见的定位是“高级文化汉奸”，所谓“高级”，是因他做过汪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所谓“文化”，是因他是一个学问人，而且还是大学问人，办过杂志，出过书，并且涉猎面甚广，被誉为“民国第一才子”。所谓“汉奸”——对不起，我不是历史学家，对政治又极不敏感，若不是因为张爱玲，是断不会对胡兰成这样一个人感兴趣的。除了他对于张爱玲的辜负之外，我对他也说不上有什么恶感。虽然我痛恨汉奸，尤其痛恨帮助日本人残害同胞的汉奸，然而对胡兰成，我找了许多资料，也并未找到明确的事例来举证他的卖国行径，所看到的，无非是“为日本人摇旗呐喊”、“违背良知”、“无耻之尤”之类概念性的词汇，他的《山河岁月》与《今生今世》我是跳着看的，专挑与张爱玲有关的文字来读，至于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政治倾向，却不大读得明晓。

李鸿章从前也被称为“卖国贼”，周作人1938年被正式定性为“汉奸”，而1945年出版的《女汉奸丑史》里也把张爱玲称为“女汉奸”，曾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关露更是蒙冤半世才得昭雪，连柯灵都在“文革”中被当成“汉奸”来斗……

还是那句话，历史的出尔反尔，只好留给历史去游戏。我们这里且只谈风月也罢。

言归正传。 胡兰成，1906年出生于浙江嵊县，1927年从燕京大学退学，1936年应第七军军长廖磊之聘，兼办《柳州日报》，两广兵变失败后，胡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监禁33天。1937年因在《中华日报》上写了两篇文章，一篇论中国手工业、一篇分析该年关税数字，并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遂被《中华日报》聘为主笔，前往上海。1938年初，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任总主笔，用笔名流沙撰写社论，1939年离开香港回到上海，任《中华日报》总主笔，次年就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这就是他“汉奸”之名的来由了。

据闻胡兰成为文，从不起草，一挥而蹴，倚马可待。稿成，亦极少改动，故有“大笔如椽”之誉。办报时，每周至少两篇社论，都由他自己执笔，因其文笔犀利，常言旁人所不敢言，每令报纸原刊社论之版面出现空窗——因社论观点激烈而被抽起不发，又并无预稿替补，遂只得留白，是谓“空窗”。

同仁有规劝其稍事隐讳以免触犯当道禁忌者，他回答人家：“报纸版面有‘空窗’，正是胡某报刊之特色。”可谓狂狷本色，自负之极。

汪伪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在回忆录《伪廷幽影录》中提到胡兰成的一节这样说：

在汪精卫发表“艳电”（作者按：回应日本近卫首相招降声明的电稿，发表于1938年12月29日的《南华日报》）后，胡兰成忽然大谈汉奸理论，连续发表文章。林柏生（汪伪宣传部部长）就用他的文章充社论，其中《战难和亦不易》一文，极为陈璧君（汪精卫之妻）所欣赏，认为他是个人才。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支薪水六十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狠狠地责备了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受此训斥，大为惶恐，马上升胡兰成为主笔，加大薪水，送他上医院治眼病。由于陈璧君的推荐，汪精卫也加以青睐，后到上海赐以“中央委员”头衔，在汪伪行政院宣传部当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