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丧而文敝，得贤者起而振之，岂曰小补。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于时之所为耳。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藉诗酒以娱日，而吏事不修。陋习相承，已非一日。……匡主济时之略，先忧后乐之怀，执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若规永叔、子赡之节概以自多，采退之、鲁直之词华以自豪，此承平无事之世，所为优游以养大臣之望者，而非当今之所急，以无救于治乱之数也。

钱基博先生的这些话，恰恰使得我们再次回到了那个曾经令卢梭泪流满面的问题：知识活动与生产实践的关系问题。而这也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社会再生产与生产活动的关系问题。

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外圣贤们的心思其实是相通的。